触摸“乡土中国”

　　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杰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开篇即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60多年过去，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城镇人口的比例大幅提升，乡村也已不复是当初的乡村。然而，无论如何，中国最广大的土地仍然是乡村，中国最多数量的人们仍生于斯、长于斯。由此而言，“乡土中国”是一个远未过时的词汇。

　　自社会学引入中国伊始，就把乡村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乡村社会学”著作，比如民国时期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比如近年来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

　　对于今天的中国，都市里发生的一切当然最受瞩目，与此同时，乡村社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乡村社会学”仍然是最有希望产生经典之作的一个领域。我们这里向读者推荐的李银河著《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吴飞著《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就是这个领域最新的重要收获。

　　这两本书在理论、方法、观点等诸多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最让我们过目难忘的，恐怕是书中讲述的一个个具体、鲜活的“真正的人的故事”。有的故事也许是我们易于想象的，有的故事则颇出我们意料之外。无论如何，它们有助于我们触摸一个真实的“乡土中国”。

　　——编者

　　摘录

　　●说到拜年的习俗安排，大年初一是同村人之间相互拜年，其中已婚女子也是要出门向本家族的长辈和同辈年长者(以各家男人的辈分和年龄为准)拜年的。初二到初八是亲戚之间相互拜年。这期间，除了给自己的娘家父母拜年以外，已婚女子一般不能到任何亲戚家去拜年。女人们在这期间做的事，是给要出门拜年的丈夫准备好礼品，然后就呆在厨房里，给来往不断的亲戚们沏茶做饭、洗刷碗锅，而且在这种场合，女人是不得上桌和男人一起吃饭的。

　　另外，后村还有一个比较奇特的习俗：凡是未婚女子不得给任何人拜年，包括自己的父母。以我的调查员为例，她29岁了，未婚在外工作多年，在村里，从来不用给任何人、任何亲戚拜年，也不用给自己的父母拜年。

　　(《后村的女人们》，p9)

　　●在食物的摄取方面男女是否平等呢？调查发现，在农民的日常进食活动中，存在着一个等级秩序，分等的标准有三个：一是性别，二是辈分，三是身体的强弱。而这个等级秩序，人们(包括女人)都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规矩”，所以，村民们常用“规矩大”来表达家中等级秩序的情况。

　　小学教师东对家里的进食等级做了很形象的概括，她说：

　　男女不一样。俺上面有个哥，下面一个妹妹。要是家里有一个好吃的，肯定是哥哥的；有两个，就是爸爸和哥哥的；要是有三个，就是爸爸哥哥和妹妹的；有四个好吃的，才轮到我；有五个好吃的，最后才轮到俺娘。俺家就是这样。别人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她们不好意思承认呗。

　　(《后村的女人们》，p28)

　　●在对中国社会、农村、妇女的传统研究中，也不乏对自杀的讨论。其中一个经常出现的解释是，父权社会中的性别差异，是导致妇女容易自杀的根本原因。但田野研究中的情况却告诉我们，现实远比这复杂的多。在费力鹏等人的研究之前，我们一直没有确切的自杀率，连20世纪80年代都无法妄测，更不用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了。因此我们不能确切地讲，中国的自杀率究竟是一直这样高，还是现在有所提高，甚至是否可能以前比现在高。不过，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孟陬的老人们还是可以大体回忆出身边的情况来：“过去的时候，没怎么听见说多少人寻死觅活的。就是80年代以后，这样的事多起来了。特别是1985、1986年以后，大概到1995年，老是听见谁家喝药了，这几年还挺多，不过比前些年少点了。”

　　对这样的现象，人们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以前的人老实，想不到自杀。像当媳妇的，到了婆家就挨打受骂，谁都忍着，一般不会去寻死。人们都觉得这是应当的；而且等生了孩子，自个在家里地位高了，也就不受气了。现在可不是了。一个个都了不得了。当媳妇的受婆婆的气？婆婆不受人家的气就是好事。一不顺心，就寻死觅活的。”

　　在我的调查样本中，媳妇自杀和婆婆自杀的个案都很多，而婆媳吵架导致的丈夫(儿子)的自杀，也不在少数。以父权社会来解释，是说不通的。也许更可能的解释是，家庭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敏感，使得人们越来越容易感到遭受了委屈，因而以自杀的方式来反抗。

　　因此，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家庭变迁。……因为家庭中没有了过去的父权制度来维护其基本的稳定结构，反而使家庭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微妙和不可预期。妇女们有了更大的平等权和自由空间，对不公就极为敏感，更容易反抗一点点委屈。我想，这就是那位老人那句话背后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浮生取义》，p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