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一岁的塞林格辞世了，可对我来说，他就是他自己笔下那个名叫霍尔顿的十六岁少年。他不在了，可他的霍尔顿究竟是谁，属于谁呢？

　　-成长：真诚者的崩溃史

　　关于《麦田里的守望者》，作家董鼎山曾于1981年12月9日写过《一部作品的出版史》，发表在1982年第3期《读书》上。在文章里，作者介绍了塞林格其人其文，详细罗列小说的遭禁史，为这部作品做了活广告，尽管他的本意是想揭穿读者与作者之间合谋营造的这个传奇。

　　董鼎山写道， 1951年7月小说初版后不久，报端就开始胡乱猜想塞林格是不是小说中的主人公霍尔顿，为小说的销售预了热。1956年，美国保守团体发起禁书运动，《麦田里的守望者》名列其中，引发媒体热议。到了1960年，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浸礼会攻击此书渎神，应从公共教材中撤出，此时《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不再是一部小说了，像是渎神指南与反社会秘本，吸引读者眼球。1961年，俄亥俄州一间学校禁读此书，1965年与1970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城、南卡罗莱纳州一个地区也分别宣告禁读，其结果无疑是让小说的销路猛涨，出版社以百万计数加印。最早的版本价格一夜间竟翻炒到了上百倍，还洛阳纸贵，一书难求。

　　今天撇开小说社会学的意义，从文本来看，这部自传色彩的小说，其情节构成相对于长篇小说的要求来说还是太简单了。可简单归简单，塞林格的出奇处就在于简单，印证复杂并不是优秀作品的唯一技术标准。关于小说内容，汉语译者施咸荣在译本前言中做了简介：“霍尔顿这个出身于富裕中产阶级的十六岁少年，在第四次被开除出学校之后，不敢贸然回家，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住小客店，逛夜总会，酗酒……霍尔顿几乎看不惯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甚至想逃离这个现实世界，到穷乡僻壤去假装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要真正这样做，又是不可能的，结果他只能生活在矛盾之中。”

　　这也就是说，一个孩子一天两夜的事，塞林格鬼使神差地迷住几代人，其魅力不仅在于擅用俚语与脏话，以及潜在的反社会反英雄色彩——小说的强大力量，在于勾勒了一个现实世界里未成年的局外人形象：他天生不接受一切，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社会，都让他崩溃，每走一步，都是向深渊靠近，直到他住进精神治疗所了事。是他疯了，还是世界一直疯着呢？这个有待成长的主人公，不是绿衣亨利，也不是歌德笔下的麦斯特，他的成长是面对虚伪世界不能成长，世界的整体存在里，他是一个陌生人。英国作家伯吉斯对此说：“小说有的只是一个男孩子独自对世界的敏锐观察，而这是一个充满虚伪与谬误的世界，由于需要爱而不知如何得到，所以也是一个滑稽胡闹的世界。”霍尔顿由于不能成长而又必须成长，在不可变为《铁皮鼓》里所描写的终止成长的恶童时，崩溃就发生了。

　　特别有趣的地方，是这部小说的名字来自于一个故意的谬误：由于主人公听错了一段唱词，以为自己是纯真麦田里的守望者，一心要做防止游戏的孩子们在麦田旁坠崖的工作。可他自己率先坠崖了，守望者守望不住的是自己，堪称最大讽刺。

　　-塞林格的隐遁

　　塞林格是犹太人的后裔，1919年出生在美国纽约，童年时家境殷实，15岁被父母送往一所军校住读。1936年，他从军校毕业，得到人生唯一一张文凭，其后进入几家学院学习，都没得到毕业证书。塞林格曾入伍做反间谍工作，1944年复员，自此以后一直从事写作。

　　那所军校，应该是塞林格的灵感之源。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学校的各种角色被他做成了漫画群像。这些人物中有假模假式、其实是饭桶一个的老校长绥摩，也有手指伸进鼻孔挖鼻屎、一身迂腐的历史老师斯宾塞，还有满脸粉刺、臭气熏天的同学阿克莱，真莽汉假帅哥的斯特拉德莱塔各色人等。乌烟瘴气的校园笼罩着邪恶气氛，是社会的史前化身。

　　塞林格如此厌恶校园，让霍尔顿玩笑般地自我开除，但事实上是这番开除拯救了塞林格。他揭露的校园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也成了作品热销的保证。写完《麦田里的守望者》后，塞林格的写作速度减慢。1953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九故事》，1961年出版《弗兰妮与卓埃》，1963年出版《木匠们，把屋梁升高；西摩：一个介绍》，但其影响加起来也不可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同日而语。《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孤峰高耸，其他作品成了傍依的丘陵。

　　与霍尔顿渴望逃离都市、隐居乡下一样，塞林格一生遁世，在乡间买地筑屋，平时深居简出。但越是隐遁，越被人惦记，世界与他之间局内与局外的游戏，始终充满着戏剧性张力。由他去世引发的世界性报道，说明了这场游戏与传奇远未结束。

　　-塞林格与中国

　　中国读者对塞林格的热爱，源于每个人都曾像霍尔顿一样面对不可信的校园与家庭教育，周遭遍布终生必须反抗的谎言系统与隐瞒机制。塞林格对虚伪成人世界的反叛，对20世纪80与90年代的中国读者而言影响深远。他为年轻人的叛逆姿态提供了依据，也加深了他们对个人与社会问题的反省。

　　塞林格的短句与俚语曾影响过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写作，他是后者的文学引路人。对中国作家而言，塞林格更具启发性的是语言方式的创新和“失败方为英雄”这出箴言的社会意义；他们并不能像塞林格那样，完整真诚地把“自我”放到文字中审视，将伦理、道德、社会和可笑可怜的自我混合在一起全盘颠覆。只有出局者与局外人才会戳破个人与社会这个迷局，笑指皇帝的新装，可谁又敢彻底出局呢？

　　与卡夫卡、贝克特等大师相比，塞林格还是中产主义的、有些温情的作家；他的反叛远非彻底，尚未到达某种精神高度。可塞林格太有读者缘了，他让人放松、亲切，有时真像一位守护者。可他守护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在作伪世界里为人的那点真诚吗？

　　贾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