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入雷达所

　　这样一个要害军事部门，怎么会潜入张叶明这样一位进步青年呢？

　　张叶明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他之所以进入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完全是浙大同学吕东明的主意。

　　吕东明是何许人？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冰川学家、中科院院士施雅风。施院士说：“吕东明也是浙大的毕业生，他早在1938年就入党了，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毕业以后，吕东明与施雅风同在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

　　1948年初，浙大进步学生于子三遭国民党杀害，国民党当局随即开始追捕进步学生社团“新潮社”成员。正在青城中学任教的张叶明也受到波及，不得不离开学校，到南京找吕东明想办法。

　　施雅风告诉记者，当时他与吕东明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这对于两个远离军事机构的技术人员而言，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于是，他们开始着手在各种与军事有关的部门中发展联系人。

　　就在这时，张叶明出现了。起初，吕东明想让他进国民政府中央气象局谋职，那里正好需要一名学物理的大学生。可当他得知张叶明的父亲与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的负责人叶彦世是同学时，吕东明意识到这也许是打入国民党要害军事部门的一个契机。

　　于是，张叶明打着父亲的旗号，找到了叶彦世。既是故交之子，又是浙大物理系的高材生，对于张叶明的加盟，叶彦世求之不得。很快，张叶明便被任命为特种电信器材研究所的上尉工务员。

　　此时，吕东明因工作原因被调往上海，施雅风担起了与张叶明接头的任务。施院士告诉记者，当时他是进步团体“科学时代社”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成员。这两个团体，表面上是中立组织，实际上核心成员都是地下党员。1947年春，国民党已不允许进步团体公开活动，但“科协”中有许多知名学者，所以还能进行一些表面上的非政治性活动。张叶明便在施雅风的介绍下加入了“科协”。

　　施院士说，那时“科协”两周活动一次，大家凑在一起最关心的是当时的时局和中国的未来。他也是利用“科协”活动的机会与张叶明联系的。他叮嘱张叶明在所里要以灰色面貌出现，多交朋友。

　　范复礼与张叶明几乎同时入所，他告诉记者，他就是在张叶明的介绍下加入“科协”的。范老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张叶明，但那时我对政治不敏感，一心只想着‘科学救国’。”那时，张叶明经常偷偷把《科学时代》杂志，以及上海出版的民主报刊《文汇报》、《展望》和《文萃》等刊物拿到所里，并向大家介绍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爱国民主思想。

　　潜移默化中，所里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技术人员开始关心起政治来。郑乃森先生曾在回忆录中写了这样一件事。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张叶明告诉郑乃森，可以自己改装短波收音机偷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开始郑乃森不敢，因为这在所里是明令禁止的，但张叶明说：“叶彦世都在听，你不要声张就是了。”那段时间，郑乃森每晚都偷偷收听牡丹江电台的广播。《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宣布战犯名单，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护好物资器材，不得破坏，都是那时从广播中了解到的。1948年11月的一天早晨，郑乃森突然接到叶彦世的电话，说海军需要一名雷达技术人员到台湾去，可以领双份薪金，问郑乃森愿不愿意去。郑乃森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后来，叶又找到另一个年轻人周伦铨，他也拒绝了。郑乃森事后回忆：“若没有张叶明平时的工作，我们不会这么迅速就做出如此反应的。”

　　南撤杭州

　　1948年10月，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改编为雷达研究所，物理学家葛正权被任命为所长，军统出身的原所长叶彦世任副所长。

　　不久，淮海战役打响，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纷纷携眷南逃。国防部也命令雷达研究所撤往广州。所里的技术人员大多是江浙人，一听说要迁到广州，甚至更南端的台湾，都叫苦连天。

　　雷达研究所的另一名浙大校友程嘉钧，早年曾在台湾工作。当年，叶彦世率领大队人马赴台湾接收日军遗留的雷达时，程嘉钧在台湾地下党的授意下打入了雷达研究所。不过，当时台湾地下党组织交给程嘉钧的任务是深入钻研掌握雷达技术，不要做任何政治活动，并告诉他革命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来联系他。

　　果然，当程嘉钧随叶彦世押载着缴获的雷达从台湾回到南京时，吕东明顺利地找到了他。由于程嘉钧和吕东明两位先生均已过世十余年，我们无法获知程嘉钧从台湾回来后，是如何与南京地下党联系上的。但从吕东明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在授意张叶明进入雷达所时，他已经知道程嘉钧是潜伏在雷达研究所的地下党。此时，程嘉钧与张叶明组成了雷达研究所内进步活动的核心。只是，一直以来程嘉钧仍秉承台湾地下党交给他潜心技术、少问政治的方针，因此对外联系多以张叶明为主。

　　要撤往台湾的消息在雷达研究所中不胫而走。程嘉钧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向所内工作人员描绘了在台远离亲人，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图景。本就对国民党不抱希望的技术人员们，开始从心中抵制南撤。

　　普通技术人员的争取工作虽然卓有成效，但是否能阻止雷达研究所南撤，最终要看南京政府和所内高层官员的态度。

　　从程嘉钧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所内进步分子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南京解放指日可待，只要尽量设法拖延，拖到最后总能等到解放。另一种意见认为，违抗国防部的命令拒不撤离是不可能的，所内的雷达设备很有可能在国民党全面溃退前被炸毁，或在围城时毁于战火，或遭国民党派来的飞机轰炸。与其坐等被毁，不如趁一片混乱之际，以迁广州之名，暂时先到杭州避一避。一来，历史上杭州从未打过大仗；二来，所里技术人员大部分是浙江人，撤到杭州想必会得到大家的欢迎。

　　张叶明和程嘉钧把撤往杭州的想法汇报给了施雅风，施雅风又请示了南京地下党。党组织也感到，暂避杭州不失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好办法。

　　说来也巧，撤往杭州的想法与副所长叶彦世不谋而合。在雷达研究所中，叶彦世可谓是国民党的死忠派，但面对节节败退的局势，他也在为自己琢磨着后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小乱避城，大乱避乡”。作为杭州人的叶彦世盘算着，万一一败涂地他还可以回乡开碾米厂。因此他也力主先撤到杭州，并说：“把研究所先拉到杭州，回家过了年再说。”

　　就在这时，国防部已命令海军拨出船只运送雷达研究所的人员和设备撤离。以前，雷达研究所总以设备太多、太重，找不到火车皮和船只为由，拖延撤离的时间。此时，国防部连交通工具都为他们准备好了，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抵制撤离的办法呢？

　　就在雷达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慢吞吞地开始为设备装箱时，一个小道消息在急于寻找舱位准备南逃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中流传着：“雷达研究所由于来不及准备，不走了，有关部门正在用分配给雷达所的舱位送人情呢。”听到消息后，一些手眼通天的人物先下手为强，很快雷达研究所的舱位便被一抢而空。有人甚至把家具也搬了上去。当国防部得知雷达研究所的舱位被抢时，大发雷霆。可法不责众，能抢到舱位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此时，所长葛正权派往江西和湖南的调查组也没找到合适的撤离地点，最终无功而返。无奈之下，国防部第六厅只得批准了雷达研究所先撤杭州再迁广州的计划。

　　不久，雷达研究所1156箱器材、6台雷达和大小车辆，以及100多名工作人员浩浩荡荡地从南京撤往杭州。

　　六十年后，当施雅风向记者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让雷达研究所撤到杭州还有一层深意，所内的技术人员都是浙大校友，浙大又是地下党活动的大本营。他们迁往杭州后可以很方便地联系上浙大的地下党。”

　　果如所料，刚到杭州张叶明就与谷超豪联系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