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与《向导》周报

　　《向导》周报是20世纪20年代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作为该刊的创办者、编辑、记者，高君宇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革命先驱贺昌同志在《悼我们的战士——高君宇同志》一文中，曾经称赞高君宇“在《向导》与《政治生活》等刊物中，做了不少理论上的指导”。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从苏联归国不久的高君宇参加了这一会议，并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接着，于同年8月参加了党中央西湖特别会议。会议决定创办《向导》周报，以作为指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舆论工具。会后，根据党的决定，高君宇和蔡和森同志一起投入《向导》的筹备工作。9月，《向导》周报正式出版发行。从此，《向导》就像暗夜之明星、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冲锋陷阵！

　　然而，《向导》周报从创刊之日起，就受到军阀政府的百般阻挠和破坏。尤其是编辑部由上海迁移到北洋军阀政府严密控制下的北京之后，刊物的印刷和发行更是充满危险和困难。高君宇和同志们把印刷厂设在偏僻的小巷，并以承揽市民活计为掩护；他们还经常搬迁编辑部，来和敌人“周旋”、“捉迷藏”。当时，党的经费异常缺乏，这也给《向导》的印刷出版带来了困难。高君宇便将自己生活费的大半拿出来，作为刊物的活动经费，而他自己却过着节衣缩食的清贫生活。为了让《向导》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他们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昌、济南、南京、成都等地都设有分售处。而太原分售处——晋华书社，就是高君宇指导和帮助山西革命青年集资创办的。

　　高君宇在编辑《向导》、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高度，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紧密配合国内外革命运动的斗争形势，撰写了一篇篇旗帜鲜明、文锋犀利、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他常常在灯下伏案疾书至深夜；有时为了配合突变的斗争形势，他就彻夜不眠，甚至夜以继日地挥笔奋战。他患有严重的肺病，曾几次吐血不止，但他不以为然，只是服点药，待咳嗽稍稍平息之后，就又立即工作起来。为了节省吃饭时间，他常常到附近的小摊上买回一些芝麻饼和烤红薯，在写字台前边吃边写。同志们看到他那日益消瘦的面容和布满血丝的眼睛，劝他要注意身体，他总是一笑置之。

　　高君宇就是这样呕心沥血地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仅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的就有数十篇。这些文章在党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了宣传这一纲领，高君宇多次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反复阐述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指出，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的经济生命被他们宰割了，同时支配政治的又是这些海盗们和他们扶植成的封建势力”。因此，“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打倒军阀和外国的压迫”。而要打倒军阀，他十分明确地提出两点:一是“要靠人民自己武装起来”；二是“把一切军阀官僚当一个整个”来打倒。因此，当中国工人运动不可避免地遭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时，高君宇愤然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军阀和外国的武力”“联合着向中国苦百姓的进攻”，并大声疾呼:“中国的苦同胞呀，这样的进攻，只有你们一致的团结方能抵抗罢！”

　　高君宇站在中国民主革命必须取得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的高度，在《向导》上连连发表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介绍各国革命运动，回击中外反动派对苏维埃红色政权造谣诬蔑的文章。他满腔热情地赞扬列宁领导下的苏俄红色政权“不止是代表俄国劳动阶级的利益的”，而且是“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因此，“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是和他(指苏俄)建立亲密的关系”。他在批驳了中外反动派对苏维埃红色政权的诬蔑、诽谤后指出，这些中外反动分子之所以这样，其根本原因是“俄国是工人革命，国家由工人管理了，如果各国工人都学起俄国的榜样来，全世界资本阶级马上就得要倒”。与此同时，对各国革命运动颇为关注的高君宇，还及时地发表了介绍蒙古、印度、土耳其等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文章。他在研究外国革命运动时，特别注意借鉴外国革命的经验，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

　　在党的领导下，由于高君宇和蔡和森等同志呕心沥血的努力，《向导》像锐利的匕首刺向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像嘹亮的号角鼓舞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因此，这一“笔底惊雷万鬼哭，天昏地暗一星赤”的周报，冲破重重封锁，飞向全国各地，飞向远离祖国的海外留学生中间……

　　1925年3月5日，高君宇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向导》在编辑部撰写的《悼我们的战士》一文中，沉痛哀悼:“君宇再不能以文字与读者诸君相见了！但他那热烈的革命精神永留在本报，也便永留在读者诸君的记忆之中！呜呼！君宇死了！君宇的精神仍时时在读者诸君的前面徘徊啊！”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