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去世的文化老人不少，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但作为翻译家身份逝世的文化老人，却很少有人谈起。虽然季羡林声名远播，但主要以学术研究著称，其逝世后极少有人提及他翻译的印度史诗巨著《罗摩衍那》。翻译家杨宪益的逝去，尚有不少媒体报道。至于绿原、钱春绮先生先后于去年9月和今年初辞世的消息，几乎不为大众所晓。这些翻译大家，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

　　然而，这一代翻译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卓越的译介成就，足以令世人敬仰、铭记。鲁迅先生毕生重视翻译工作，认为翻译相当于窃取异域文明之天火，来煮自身文明的“肉”。这些杰出的翻译家们，就像神话中窃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现在他们摆脱了肉体的磨难，陆续离我们远去。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杨宪益、绿原、钱春绮先生，前年去世的袁可嘉先生，甚至可以加上更早去世的王佐良、王道乾、查良铮先生，还有健在的巫宁坤、许渊冲等先生，这些人差不多属于同一代翻译家。他们基本出生于上世纪10至20年代，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上大学。少年时接受过良好的古典传统教育，青年时受过新文化教育，还得以一窥西方文化之堂奥。因此，他们的旧学功底都不错，对西方文化也有了解，具备翻译家的全面素养。他们的知识来源与上世纪50年代后大学生的教育背景决然迥异。

　　在大学时期，这些人皆是青年才俊，学识超拔于同学之上。杨宪益毕业于牛津大学，其求学期间早已才名卓著。绿原毕业于复旦大学，年轻时即得诗名，跟胡风往来密切。袁可嘉、王佐良、查良铮、巫宁坤均就读于西南联大，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的现代派创作和理论探讨，即走在同时代人的最前列。钱春绮就读于上海东南医学院，学医之余爱好创作，熟诵古代经典，还掌握英、法、德、日、俄五门外语。王道乾就读于巴黎大学，也喜好诗歌创作，尤其精通法国文学。

　　当初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学子身在各地，最后竟落得个相似的曲折命运。生在多灾多难的现代中国，他们无疑都是坚定的爱国者，都有着施展抱负的满腔热情。杨宪益在牛津大学毕业后拒绝哈佛大学的教职机会，回到战乱中的祖国。1949年留学法国的王道乾不顾同学熊秉明的劝阻，中断学业返回祖国。相似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留学芝加哥大学的查良铮、巫宁坤先后拒绝留美任教，绕道香港回到了大陆。他们都满怀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但这个愿望的实现竟是那么困难。这些青年才俊的生涯从此发生巨大转折。30年后，巫宁坤在自传《一滴泪》中写道“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短短几句道尽世事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