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津城春光明媚，莺飞草长。随着春意渐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开始热闹起来，包括天津的文化演出市场。最近，国内多个著名剧团打出了今年在天津演出的海报，月初刚刚在天津大剧院上演的话剧《蜗居》便很受青睐。而去年风靡津城的“开心麻花”系列舞台剧等演出，更是让天津观众尽享话剧盛宴。在高雅、精彩的文化演出市场上，天津的魅力和吸引力与日俱增。

　　一段时期的文化是一个时代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城市的厚重除却经济繁荣与开放，还在于其对文化的接受与容纳。但与现在人们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相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局的混乱和生存的窘迫让人们很少能有机会可以享受真正的文化演出，那时的戏剧演出只集中在几个城市，而天津则是那时中国文化演出的重要阵地。

　　口述者：张澜生 年龄：94岁

　　口述时间：2010年3月24日

　　94 岁高龄的老人张澜生口述下的天津是多面和立体的。出身于津城的富家，又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燕京大学毕业生；学政治，又做过金融行业，这位在天津生活了近百年的老人记忆中保存了很多关于这座城市的细节和往事，每一个记忆中都镌刻着天津卫从前的模样。看着今天五光十色的文化舞台，张澜生不禁回想起六十多年前著名的“南北剧社”在天津的那段日子。在那个纷乱的年代，一群自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带着对戏剧艺术的热爱，以及对社会与人生的追寻，组成了“南北剧社”，演出了一幕幕舞台上的悲喜人生剧，在当时的中国一度扬名。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前期，他们来到天津，因剧社中有多位成员都在天津出生或生活过，他们在天津度过了一段亲切而难忘的时光，不但在这里排演了新戏，其演出的话剧高雅、健康、向上，轰动津门，看南北剧社的话剧成为那时很多天津人难忘的生活经历，也给旧时的天津文化舞台带来了繁荣。而作为他们大学同班同学的张澜生，除了做一名忠实的观众全程观看演出外，还把自己的家作为剧社的驻津大本营。那个时候，这群由天津走出的燕京大学毕业生，凭着对艺术的执着、对生活的追寻以及对社会的思考，为天津的文化舞台留下了一幕精彩的人生大戏，也带给天津一段难忘的时代记忆。

　　多数人与天津有关

　　我是1938年考上的北京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名气相当于现在的清华、北大。那时候燕京大学的学生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天津的，燕京大学那时对考生要求很高，成绩要非常好，英文也要好，所以天津的耀华、南开等中学有很多学生后来都进了燕京大学。我学的是政治系，我们同班的同学当时有程述尧、黄宗江、孙道临、丁力等等，就是他们后来组成了南北剧社。其中黄宗江、丁力都是从天津考到燕京大学来的，南北剧社里另一名重要成员卫禹平，他原名叫潘祖训，是天津有名的潘大夫的儿子，也是在天津长大的。他们在燕京大学时就很热衷戏剧演出。黄宗江、孙道临他们组成了一个燕京剧社，演出曹禺《雷雨》等名作。对于所有在燕京上学的人来说，燕京精神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学校那时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可能就是这种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精神，让黄宗江他们在表演的道路上如此执着吧。

　　南北剧社是在上海成立的，主要由程述尧张罗，成员有丁力、黄宗江、孙道临、卫禹平、于是之、黄宗英，就是一个由燕京的这些学生组成的话剧演出团体，所以他们表演的话剧学生味很浓，和当时那些电影明星们演的不一样。黄宗英虽然没上过燕京大学，但受哥哥黄宗江的影响也爱上了表演。后来我看了黄宗英写的一些东西，她说当时到上海时才16岁，先是在上海剧艺社里做些杂务，像管理道具、演出服装等，演出时则拿着剧本在台下为演员提词。同时，她还要熟记每个女演员的台词和动作，以便随时准备替代角色。

　　后来，吴琛改编青春剧《甜姐儿》，黄宗英年龄、形象、性格和剧中主角十分接近，因此剧团决定由黄宗英扮演主角甜姐儿。这个戏一经在上海演出就风靡的不得了，那时我在天津，虽然没看过，但也知道黄宗英凭借《甜姐儿》红了。黄宗英比我小七八岁，但特别聪明，在天津时我们也很熟，之后她和程述尧结了婚，结婚时我还去参加了婚礼。

　　我应该是天津人里面比较早看南北剧社演出的吧，因为他们没来天津之前，在北京演出时，我就去了。那时他们在北京现在的首都剧场演。这个剧场的老板叫杨思慎，也是我们燕京的校友，杨思慎后来把家也安在了天津，因为有校友当剧场的经理，所以他们演出特别方便，南北剧社在北京演了一段时间后，紧接着，就来到了天津。

　　白天拍戏，晚上在我家吃肉

　　南北剧社是1945年7月到天津的，那时距离日本投降还有一个多月，但还是很乱，天津那时常常戒严。他们演出的地点在大光明剧院。那个时候的天津有几家比较高档的影院，像平安、大光明等，股东都是外国人，里面有地毯，设备豪华极了。大光明从前一直都放电影，主要是外国电影，我还经常去看。但是那段时间外国电影的片源没有了，所以才让南北剧社去演出，这是第一次在大光明演出话剧。黄宗江他们来到天津后，我就知道了，于是就去大光明找他们，因为那时虽然大学毕业已经好几年了，但我们还是没断了联系，他们回天津来，我自然要去探望他们。他们那时聘了两名当时很有名的演员林默予、周楚演《魂归离恨天》，还在天津找了特别出名的乐师朱工一为他们伴奏，准备工作做得详细又认真。

　　我去大光明看他们的时候才知道他们的剧社当时真是惨淡经营。除了要付租场地的费用外，他们的收入先要给足林默予、周楚两个外聘的演员，剩下的才能自己留着。所以他们的生活都很清苦，就在大光明的后台住，只有丁力和端木兰心为了便于对外联系演出业务才住宾馆，但他们即使住在宾馆也不敢吃好的，吃饭只吃煎饼馃子。我看这些同窗们这么辛苦，就邀请他们去我家吃饭，给他们“解解馋 ”。所以，在天津的那段时间，他们晚上经常都来我家吃饭，我每次都让家里的厨子给他们做很多肉，既解馋又增加能量，他们中丁力最爱吃肉了，每次都吃得开心极了。

　　吃过饭后，我们常常在我家闲聊一阵，天南地北地胡侃一阵，就像在大学时一样。因为那时候正是乱世，我们虽在心里都忧国忧民，但在闲聊时却很少提及政治和事业，只谈些从前在校园里开心难忘的事。

　　其实南北剧社这些人，如果不干话剧，他们同样有饭吃，也能生活，因为他们的家境都不错。那时黄宗江、卫禹平在天津都有自己的家，黄宗英的母亲、弟弟都在天津，但他仍然每天在后台住。卫禹平家里条件更好，他们搞话剧不是为了票房、为了赚演出费，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他们是希望在乱世中通过他们的戏，让人们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同时也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一种思考。所以，他们对演出的收入，能不能赚钱等方面都无所谓。

　　《甜姐儿》轰动津门

　　南北剧社在天津演出那一个月特别辛苦，一般都是白天拍戏，晚上演出，《钦差大臣》就是他们来天津后现拍的，以前在上海和北京都没演过。这一个月的演出过程比较曲折，先前请的乐师朱工一中途因故走了，没有了伴奏，他们只好找唱片拿到现场放。演《魂归离恨天》的时候，又缺道具，他们就到我家来借，把我家的桌子、椅子搬走好多，都拿去当道具了。

　　那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往大光明跑，虽然之前在北京看过了，但还是经常去现场给他们捧场。那次最火爆的当然是黄宗英的《甜姐儿》了，黄宗英演得确实很棒，将那个旧时代的大小姐演得活灵活现。因为之前在上海演出时的风靡，听说黄宗英在天津演出时还有一些女学生到大光明后台找她签名，不过我没有亲眼见过这些事。

　　《甜姐儿》的票价并不贵，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也挺昂贵的，当时具体票价多少我不太记得了，大概几十块钱吧。那时候看话剧是最贵的，比听相声、看电影都贵。这大概也是普通市民不怎么看话剧的原因吧，票价贵，承受不了，其实还是有很多戏迷想看的，但那时没有倒票的黄牛，所以错过了买票就进不了场看了。我记得那时每晚从大光明出来，都能在海河边看到一些年轻人在那很渴望地看着剧院大门，都是一些爱看话剧的观众，但是因为票价高，只好在剧院外面彷徨了。

　　南北剧社在天津的演出给那时候的天津还是带来一些影响的。因为天津虽是中国话剧的摇篮和发起地之一，但在社会上和百姓中间，看话剧还不是天津人的主流。主要原因还是跟天津是个商业城市有关，不像北京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因为话剧是从国外移植来的新剧种，只有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生们爱看，普通市民和做生意的商人对它不感兴趣。天津那时最热闹的地方是南市，生意人和市民都去那里看曲艺，听相声，听京东大鼓；而住在小洋楼里的那些政要、寓公及资本家们则是在大戏院听京剧，看马连良和梅兰芳；只有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才爱去影院看外国电影，看话剧。像中国旅行剧团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新新影院(后改为新闻影院)和北洋大戏院(延安影院)演的话剧，观众十分活跃，其中多数是青年学生。

　　南北剧社来天津给天津的话剧演出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因为我们之前看的很多都是由当时出名的电影明星演的，黄宗英等演员的戏学生味很重，看的时候不觉得艳俗，看完后会生出一些思考，所以最初他们在天津演出时上座率还不足五成，后来看的人渐渐多了，得到了观众的认可，逐渐在天津就有名气了，后来的那段时间，很多天津人都去大光明看《甜姐儿》和《钦差大臣》，南北剧社也让更多的天津人认识到了话剧的艺术和高雅。第二年，也就是 1946年，南北剧社再次来到天津，这次孙道临也来了。他们在北洋大戏院和大光明影院演出，因为有了前一次的影响，他们第二次的演出就更加轰动了。

　　乱世繁荣，独在天津

　　尽管话剧在三四十年代的天津不是文化市场的主流，但相比于其他城市，天津仍是话剧演出的重要地方。那时候，像我们这种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业余文化生活很贫瘠，曲艺没有兴趣看，杂志没有，报纸还是日本人办的，闲暇的时候只能靠看话剧、看电影来陶冶情操了。而且从沦陷开始，天津就出现了一股竞演话剧的高峰，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日后戏剧界的名家，如谢添、傅威廉、夏霞、李保罗、高笑鸥以及石挥、蓝马、石羽、黄宗江、黄宗英、张福骈等都名噪一时，但他们却都是从天津起家的。这也是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天津人虽没把话剧当主流，但却仍能给它一个宽松的、适合它生长的环境和土壤。

　　1944、 1945两年对于我们爱看话剧的人来说是很过瘾的，因为那时尽管在日本侵略、天津沦陷的恶劣形势下，话剧在津的演出仍是如火如荼，并形成了争奇斗艳的局面。因为常看，所以我后来对这时期的话剧演出也做了一下搜集，那时候由周楚、林默予、贺宾组成的“大陆剧团”；凌云、赵慎之夫妇在内的“艺光剧团”；严化、顾也鲁、贺宾、许良、王宛中五个影星组成的“南艺剧团”；北京的六大剧社等，他们在天津“国泰大戏院”“中国大戏院”“明星影院”“大观园”“大光明影院”“大明影剧院”“新中央戏院”地方演出。演出的剧目有曹禺的《雷雨》《日出》《财狂》《原野》《北京人》，还有《苦果》《蝴蝶夫人》《清宫怨》《魂断蓝桥》《葛嫩娘》《金银世界》及《还我河山》等剧目。还有一些演员也开始在天津走红，上官云珠、唐若青、邵华、林默予、丁力、黄宗英、文飘、朱嘉琛、孙道临、卫禹平、端木兰心、于是之、金丽娃、夏凤等，在天津吸引了很多观众。只要是当时风靡的话剧和演员在天津都能看到，也算是在那个不太平的年代里，天津人在精神上得到的慰藉吧。

　　记者 苏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