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五月，国子监监生陆万龄写下一篇“魏忠贤之歌”，以飞扬的文采和满怀的激情，歌颂阉竖魏忠贤“驱蔓延之邪党，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奏请朝廷为他在国子监旁建造生祠，供人瞻仰。明熹宗朱由校准奏，并下旨将魏忠贤像移入国子监，与孔子并祀。结果各地纷纷上书要求给魏忠贤建立生祠，皇帝一一准奏，还亲自给不少生祠题词。史载“自是中外奏疏，无不颂忠贤功德者矣。”

　　刘诚龙先生因此在《文人为何争相高唱“魏忠贤之歌”》(《南方都市报》2010 年4月11日)一文中感慨道：“权力越是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者就越是可能变坏，人越坏，就越有人歌颂。”反过来，“越是被歌颂的，则可能越是坏蛋。” 我很赞成刘先生的意见，并由此联想到另外一种情况。

　　刘成禹先生《世载堂杂忆》记载了这样的故事：清雍正四年，年羹尧被抄没时，有关部门发现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钱名世曾写有赠年羹尧诗八首，其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之句。这是钱名世在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后写的。钱与年是乡试同年，交情颇好，写诗赠友，微有吹捧之嫌，本不为过。不过，满脑子政治斗争的雍正皇帝却勃然大怒，大骂他“钻营不悛”、“曲尽谄媚”、“悖逆已极 ”，不仅将其革职逐返，而且亲书“名教罪人”匾额，“命名世奉归，悬之厅事”，还规定每月月首月中地方府县官员要“亲往审视，如不悬挂者，白督抚奏明治罪。”

　　更匪夷所思的是，雍正还发出指令，要“廷臣各赋诗痛骂之”，“以赠其行”。雍正皇帝高度重视这次大批判运动，对所有诗作均一一亲览，赏罚分明。有的诗作“浮泛不切”，被发还重做；有的官员因诗作“谬误乖错”、“文理不通”被革职还乡；还有的官员可能有同情之心，不能体察圣意，骂得不够到位，以至于被革职流放。最后，这些诗文全部经过雍正的亲自审定，结集出版，题为《名教罪人诗》(也称《御制钱名世》)，用上好的宣纸刻印，刊行全国，共收录了385名文臣奉旨撰写的声讨诗文。

　　因为权力的勾引和当权者的肯定，大批文人泯灭了自己的尊严，摇头摆尾地为世人痛恨的魏忠贤高唱赞歌；同样因为权力的发飚和当权者的旨意，数百名文官麻木了自己的良知，搜肠刮肚地寻找灵感，冲着并无罪责之人猛烈开炮。说到底，这还是高高在上的集权下出的怪蛋。权力越是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权力的对立面就越有可能被蜂拥而上的人们抹黑，而人越是被凭空抹黑，则越是容易造就惊天奇冤。

　　造就“魏忠贤之歌”的社会与炮制“钱名世之骂”的年代，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不受制约的集权下必然出现的荒唐与怪诞，只不过一是捧、一是骂，表现形式不一而已。在没有公民、只有奴才这一点上，没有两样。

　　◎卢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