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通进步需靠文化出效益

　　随着“9·3”阅兵的结束，9月的北京也迎来了“交通最堵季”。交通拥堵一直都是北京“城市病”中久治不愈的顽疾，多年来虽然饱受舆论诟病，却不见丝毫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以至有人提出了北京交通的“休克疗法”，也就是说不堵到彻底断路时就解决不了。但若真如此，整个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从今天开始，声音版将开设“北京交通之我见”专栏，从交通文明、城市车辆总量控制、绿色出行、限车与限权等多个角度就北京交通专题刊发评论文章，敬请关注。

　　——编者

　　“9·3”阅兵后，北京交通再次从短暂的单双号限行管制所带来的畅快中复归拥堵，以至有少数人感慨：“既然这么堵，索性长期单双号限行算了。”这种感慨既有戏谑的成分，也不现实，更不合法。因为从最严格的法治标准而言，地方政府限行机动车是限制私产的使用权能，而使用权是物权最核心的权能之一，在缺乏明确法律授权的前提下限制私产自由行权显然不妥。正因如此，刚刚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也弃用了此前草案中有关授权地方政府对机动车限行的规定。

　　从实施效果来看，北京过去已持续多年的限行措施，效果并不理想。这一是因为限行车辆数量有限，对整体拥堵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二是因为限行并未解决车辆使用频率问题和占用道路时间问题，三是各种特殊车辆、特权公车和违禁行驶的车辆，也使限行效果大打折扣。

　　实际上，目前北京已有的各种疏堵措施，不管是限行限购，还是提高停车费，抑或强化管理，综合效应都非常有限。反倒是由于各类限制性措施和拥堵加剧的综合效应，使得交通焦躁程度增加，引起了北京交通在文明方面的更多微妙变化甚至恶化。

　　关于北京治堵的其他建议，如规划调整、非首都功能的消解等，都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从当前紧迫需求而言，要真正疏导北京交通，不能只靠强制性的处罚和限制，而需向文化要效益。

　　久居北京的人都能切身体会到，北京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就是路口拥堵，究其因就是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相互抢行导致的人为拥堵；此外，机动车行驶过程中的不文明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刮蹭事故，也是导致拥堵的重要多发原因。由此可见，交通文明问题是北京交通拥堵的核心原因之一。

　　对此，北京也曾努力出招，包括处罚闯红灯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倡导小事故自行处理等。但这些主要还是靠政府的强制推行，并没有真正从人的文化心理层面做足文章。

　　交通文化，包括安全文化、规则文化、环保文化和尊重文化。所谓“向文化要效益”，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加大交通文明宣传力度，引导文明意识的深入人心；二是倡导绿色出行理念，营造绿色出行的文化自豪感；三是从管理者到交通参与人，都抛弃焦躁心态，用柔软力量营造良好社会心理。

　　这些年来，北京的交通文明宣传有一定成效，但过往的宣传，主要是马路宣传、口号式宣传，空话套话多，说服力不强，宣传对象未普及，效果非常有限。政府现在需要转换宣传理念和方法，根据传播学规律，重构宣传模式和力量，用真正符合现代公共关系规律的做法来进行文化营造。政府要扩大宣传对象，把全社会的人群都纳入到宣传范围，还针对不同人群，开发不同宣传用语，关注不同的兴奋点，更以榜样带动、公德弘扬、培育市民自豪感等多种要素行为，促进全社会的交通文明意识，形成浓厚的现代都市交通文化。

　　这些年来，“绿色出行”的概念人人皆知，但行动显然不够。这一是由于宣传的空泛化，二是由于缺乏绿色出行的基础条件，比如自行车道缺失或挤占，公共交通过于不舒适甚至缺乏起码尊严、电动自行车的售价昂贵等等。要想真正推行绿色出行，就需要政府真正下大力气建设转乘停车场、打通公交系统的“末梢神经”，增加公交车的舒适性和方便性，降低电动自行车的购置成本，提高人力和电力通行的便利性等。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政府需要引导官员、名人和富人率先垂范，从行动和宣传上，去除绿色出行的自卑感，真正树立绿色出行的自豪感。

　　在交通管理方面，这些年来北京交警虽然很辛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执法的和蔼程度和管理过程中的服务态度确值得商榷，北京交警多给人一种“黑脸包公”式的刻板印象，严肃有余，亲和力不足。倘若能够全面改善交警和协管员的工作态度，以此带动驾驶员、行人等各类交通参与人的友善情绪，则会无形中消解很多路面中的潜在拥堵因素，使北京交通真正融入到人人互让、个个体贴的良好文化氛围，最终为北京交通在软环境上提质奠定基础。(陈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