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与MBA教育差异化
演讲人：刘迎秋 地址：中国商学院院长TOP论坛 时间：5月28日
差异和差异化，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如果说过去人们追求的还常常是共同或者说一致化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差异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选择。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顽强地表现出其存在的差异性。中国发展到今天，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同样会发现，很多过去被认同的、表现出某种共同性的东西，现在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是变异了，就是异化了，或者是分化了，总之是差异化了。而差异化的广泛存在，反过来又推动了事物的另一面，即认同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在MBA教育上，也同样有一个教育产品差异化的问题。
之所以提出MBA教育产品差异化问题，是因为在中国MBA教育中长期存在一种无差异，或者说同质化倾向。我把这种倾向叫作MBA教育中存在的同质性。毫无疑问，不管是差异还是同质，都与标准相关。同质，并不表示没有标准。同样，差异也不表示否定标准。恰恰相反，差异必须是同一标准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不同。一旦我们坚持在基本标准之上的差异性，产品的竞争性、竞争力以及与此类产品相关的事业的发展力也就形成了。从这个角度看，否定或者忽视同一标准基础上的差异性，就意味着否定竞争，从而也就会对MBA教育事业的未来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需要培养更多更好的中国MBA
虽然中国毕业和在读的MBA有近30万，但还远不能适应和满足发展的需要，不仅总量上，还在结构上不能适应和满足发展的需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MBA学生缺少个性。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从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开始，如果没有其他重大变故，那么，从2011年开始，中国将进入一个具有重大世界意义的“赶上和再超越”的时代。对中国GDP绝对值超过美国和中国人均GDP超过美国的时间估算问题，国际上有很多机构曾做过研究，美国高盛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各有不同预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教授也曾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做过一个预测：到204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接近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国国民经济活动总量即GDP将占到世界总量的40%，而到那个时候美国仅占世界总量的14%。但是，他没有预测到底哪一年中国的GDP超过美国。
借鉴他的方法，在一系列假定基础上，我们对中国GDP和人均GDP超越美国的时间进行了估计。我们的假定包括经济增长、人口增长、汇率变化等。基于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0‰左右，下降到了2010年的5.6‰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假定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是继续持续下降的，直到降到3‰左右才会稳定下来。而美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持续缓慢上升的。我们还假定未来十年，也就是到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2020年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有所下降，我们在这里假定每隔10年平均下降1.5个百分点。另外，我们还假定近十年内人民币将一直处于持续升值通道，年均升值3%左右，以后可能会有所波动。
在上述一系列假定前提下，我们得到了一个预测结果，即到2022年中国的GDP将达到20.61万亿美元，美国为19.65万亿美元，中国超过了美国。到2049年至2054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美国。届时，中国人均GDP为9.3万美元到9.8万美元，美国为8.8万美元到9.3万美元。就是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美国。当然，这只是一种静态估计，并且是以不出现大范围的战争、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或社会动乱等为前提的。
日本的成功在于二战后的创新，主要靠的是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他们国家的民族精神也起了很大作用。而中国与日本相比，更是拥有很多日本没有的优势。所以，对中国来说，GDP超过日本算不上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实现这个超越以后中国的发展，即中国能否实现更具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的GDP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这可能是一种主要依据美元价值的估计做出的预测，不一定准确。实际上，由于美国政府采取完全不顾美元尊严和权威的贬值态度，出现上述性质的超越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做这样一种预测，也不认可这种预测。我们还是要假定美国的现行体制是有效率的，美国的社会制度是基本稳定的，美国的社会治理也是大体健康的。我们试图在上述一系列基本假定的前提下，对中国赶上和超越美国可能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做一个预测。
首先，我们的体制准备好了吗？中国现行体制还有很多缺陷。缺陷之一，就是中国国民经济活动效率虽然提高了，但国民经济活动的秩序还不是很好；中国的劳动激励机制虽然得到发展，但劳动受到侵蚀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我们的体制虽然使勤劳的人变得更勤劳了，但还同时存在着导致较好的人变坏的弊端。前不久曝光的铁道部腐败案，虽然涉及是个别领导干部的个别行为，但它的发生却是与现行体制及其存在的缺陷相关的。因此，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赶上和超越美国的体制和制度条件。
第二，实现超越的产业和技术基础我们准备好了吗？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也同样没有准备好。中国确实已经开始建设创新型国家，但现代创新逻辑与机制表明，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经排到了世界前列，但实际转化所占比重还很小，技术创新能力总体上说还仍然很低，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高附加价值产业还相当微小。
第三，我们的国民文化素质怎么样？同样存在很多问题，还很难与大国的应有地位相匹配。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到目前为止，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也不懂得、更不会遵守排队的规则。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那里的人们在等公交车时，虽然是散乱无序的并不非得排成一行，但上车时却一定是先来后到的。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仍然较低，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表现。比如，在北京就经常可以看到，开着高级轿车的人，常常从车窗往外扔垃圾这类现象。在美国，我们是很难看到这种现象的。国民的文明程度和文化素质，最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及其发展质量的高低。
第四，我们的管理和创新能力怎么样？同样也是不够高的。例如，同样是一幢楼房的装修，如果是由海外人管理的，其装修质量通常会很好；反之，如果是由大陆人管理的，其装修质量往往是不好或者说不够好的。虽然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大多数装修工地上，实际操作与施工的都是中国的那些普通劳动者，但干出来的活的质量就是不一样。差别在哪儿？就在管理，在管理的水平和管理者的创新能力。
第五，我们是否已经具备驾驭国际事务的能力？过去，我们经常说要争取话语权。在中国经济实力还很弱小的时期，这样说，并无不是。但发展到今天，发展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以后，再说这种话就显得很不够了。因为，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我们必须同时具备创造新的话语权的能力。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准备还远远不够，很多人还是传统的“争取话语权”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还很少有主动的创造。至于驾驭国际事务的能力的培养和创造，同样是做得不够的。虽然我们已有了大体是以我为中心的上海合作组织，但还远不能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还需要有更多的其他类型和功能的国际组织，以配合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这就需要我们着力做好这方面的创新。要通过这个方面的创新，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握有更多更大的话语权，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述几个方面综合起来，所要说明的就是一点：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要进一步往前发展，关键的关键仍然是人才。虽然近年来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现象，但调查表明，这就业难是结构性的。总体上说我们的人才还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中国现在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中，最紧缺、也是最需要的，就是管理人才，包括社会管理人才和经济管理人才。因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力、一国市场的竞争力和一国的综合国力等等，最终都取决于人才培养、使用和管理。
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发展并创造了奇迹，第一条就是日本重视人才和注重强化管理；第二条是懂得拿来主义和技术创新；第三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日本的特有的民族精神。韩国也具有这个特点。
目前，中国虽然已经学会了重视人才，也知道了着力培养各类人才，包括政治领袖人才、文学艺术人才以及懂得市场规律、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组织与管理的人才等等，但做得还不够。例如，虽然中国毕业和在读的MBA有近30万，但还远不能适应和满足发展的需要，不仅总量上，还在结构上不能适应和满足发展的需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MBA学生缺少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