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城市’这个概念现在被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奉为‘圣典’,实际上却是‘政绩秀’。当地方政府把大量资金都投向‘城市建设’时，工薪阶层的收入分配却总是得不到提高。从理论上说，政府的职责就是在社会领域提供公共服务和在经济领域进行宏观调控。如果引入‘经营’的概念，就是将政府变为一个‘无限公司’,利润最大化成为其追求的现实目标，这必然成为贪腐的温床。”唐钧说。
对此，唐钧建议，“普通居民的住房问题应该主要由政府通过住房社会政策，也可以理解为通过‘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公民在其一生中应该有一次机会得到政府以成本价供应的住宅。同时，这套房子还应该有机会成为公民的私人财产。这就是政府满足公民居住权和资产形成权最基本的社会政策理念。”
“面对面”一书对此也作出了进一步分析，“住房难”绝不仅是住房领域的问题，更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涉及城镇化发展、收入分配格局调整、财税制度完善、消费结构升级等问题。因此，需要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的实践表明：解决住房问题，国家统建、福利分配的老路走不通，完全靠市场也不行。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一方面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形成政府保障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住房供应体系。
保障性住房建设问题频出
尽管确定了“两条腿走路”的大方向，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仍然不少。
首先是资金问题。去年年底，国家审计署针对廉租房建设所发布的审计结果表明，在重点调查的32个城市中，有6个城市和4个县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用于回购经济适用房和工作经费等支出，共计15231.3万元；有6个城市的34个项目利用虚假申报材料等，套取新建廉租住房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6129万元。
“套取挪用廉租房保障金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影响政府部门公信力，其背后暗藏腐败因素，反映出的贪腐问题亟待有关部门进一步查证。”唐钧说。
“面对面”一书中对此类现象做了明确表态——确保资金到位。大手笔的保障房建设，离不开大手笔的资金投入。完成2011年保障房建设任务，需要1.3万亿元至1.4万亿元投资。中央财政将安排补助资金1030亿元，比2010年增长34.7%。地方政府也应加大支持力度，落实税费减免政策，确保将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和不低于10%的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保障房建设。同时，探索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银行贷款、社会资金参与等方式，确保资金落实到位。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当前保障房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第二个问题，是内部购房分配公平问题。
自保障性住房出现伊始，个别人利用特权内部购买保障房的现象一直屡禁不止。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目前分为两大块：一是保障性住房，用于保障低收入居民的居住；另外一种是完全的商品房市场。而这种交易和分配的秩序意味着，公务员没有任何凌驾于这两个市场之上的任何特权。但事实上，公务员在住房问题上，其保障程度远高于低收入居民，其获得的价格和房屋的品质却又不亚于任何商品房。”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马光远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公务员可以通过‘双轨制’或者所谓的‘内部渠道’解决住房问题，不再受高房价之苦，那么房价的高涨与公务员本身的个人福祉没有任何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当然不用去关注高房价，而国家关于遏制房价的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就会大打折扣。”
“面对面”一书在分析此类现象时说，保证分配公平是安居工程的“生命线”。如果该保障的“落了空”，不该保障的“搭便车”，就会事与愿违，甚至造成新的不公和社会矛盾。必须从准入标准、审核程序、动态管理、退出执行等方面制定一整套制度，实行保障房源、分配过程、分配结果三公开，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全过程监督，避免暗箱操作。做好人口、住户、房屋、收入、就业等方面的基础工作，掌握基本情况，严防不符合条件的家庭混进来，让符合条件的家庭真正受益。
在保障房建设资金和分配问题外，质量问题也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一块心病。
今年4月，总投资8亿元的青海省最大拆迁移民安置工程“康川新城”被曝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当地政府组织专家组对房屋进行全面质量检测，检测结果显示：21栋楼的个别楼层不同程度存在露筋、空洞、蜂窝麻面、阳台栏板强度不够等质量问题，其中有3栋存在混凝土构建强度偏低等严重质量问题，部分楼层被要求拆除重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对此分析说，目前保障性住房的房屋质量、配套设施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任务而弄虚作假。
“面对面”一书也就保障性住房质量问题表态，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针对保障房建设进度、工程质量、配套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等，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