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张显说，4月23日他通过微博发布的“药家在市区内居然有四处房产”这条微博，是有网友在他的微博回复中留下的，他没有核实也没有标明消息源就进行了转发。记者问道：“为何不通过回复留言的方式转发？”张显说：“不太懂微博的操作方式。”
张显承认，自己在微博上发布的一些信息是道听途说的。比如5月12日，他通过微博发布的“药家住200平方米大房子”“楼上的富人”等两条信息，是到药家楼下和楼下老头老太闲聊时获得的。
“所谓诽谤的话都是我引用的，我的目的是监督法律公正，担心有权有钱影响法律的公正。”张显说，“官二代和富二代不等于就是社会渣滓，不等于是负面评价。除非他们用的是来源不明的钱，否则请拿出穷的证据来。”
药家鑫案二审判决死刑的当天，张妙所在村子的村民在法院门口放起了鞭炮，当天的微博上，审判结果成为议论热点，更成为众望所归。有人评论说：“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对于有人担心民意会影响法官判决的说法，张显表示很愤怒。他说：“民意是监督法律的，说民意可以影响判决是对法律的侮辱，是对法官的玷污。”
“有些案件似乎只有暴露在阳光下才能得到公正的判决”
张显告诉记者，3月22日，药案一审开庭前一天，主审法官张某约他办代理手续，并请他做一下村民的工作，不要都到法院来旁听，怕影响法庭秩序。然而就在第二天，庭审现场却来了400名大学生旁听，还对药家鑫是否该判死刑组织了民意调查。“这么大的案子，能让学生来决定吗？”张显说。
谈到药案时，北京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新兵至今还记得庭审时的这一细节：“稍微有庭审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法院的批准，别说在庭审上搞调查，就是摸出一根笔记录两句话都会被法官给收走。”他说，希望通过此次起诉和判决能够让我们看到药家鑫案的全部真相。
“为什么药家鑫父母拖了7个月的时间不见受害者？为什么法院对药案一审判决推迟开庭？为什么要当庭对学生搞民意调查？”在刘新兵看来，张显对于司法不公和药家背景显赫的担忧，也是很多公众的担忧所在，“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谁主导的，应该给大家一个说法。”
事实上，在中国，无论是案件审理前还是审理过程中，从律师、公民代理人、检察官口中说出的带有明显主观评价的意见普遍存在。随着博客、微博的兴起，不少律师已经把博客和微博当成小通讯社，随时披露信息。
律师周泽、杨金柱都将博客作为信息发布平台。在代理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杨建农案、贵州一起黑社会案等众多热点案件时，周泽将会见受阻、证人被抓等信息一一披露，一度引发当地公权力机关不满。在近期发生的北海律师伪证案中，杨金柱对该案的进程连续播报，信息同样十分详尽。
在一些受到公众关注的焦点案件中，如杨佳案、邓玉娇案、上海“钓鱼执法”案、李昌奎案等审理和宣判的过程中，律师的声音、网络的声音、媒体的声音更是源源不断。
“严格地说，律师需要理性，但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理性往往很脆弱，有些案件似乎只有暴露在阳光下才能得到公正的判决。”刘新兵说，“律师在无助的情况下，有时只能借助舆论来达到一种平衡。”
据了解，在美国，对于审判，凡属“对司法程序有产生重大偏见的高度可能”的言论，律师和检察官都不得发布。如当事人、被告人、证人的品行、声望的信息；有哪些证据会出示；被告人是否做有罪陈述等信息，都被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律师和检察官可以公开发表的言论，仅限于非常基本的诉讼事实，如诉讼阶段的时间表等。这些信息往往也可以从公开的审判记录中获得。
“作为律师，我们呼吁确立中国审判的宣传规则，也希望法院能够对焦点案件给予更多的信息披露，同时能够公正审理，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控制和干扰。”刘新兵说。
记者 桂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