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暴利：与烟农无缘
商人会主动上山收大烟，大多是为了垄断收购权。他们往往会采取多种手段来控制烟农，例如按前一年的收购价，减去利息，提前支付给烟农。这样烟农不但背负起高利贷，还失去自由买卖权。村民如果想卖一个好价钱，只能长途跋涉到山下集市交易。
因为不通公路，有时要走一天，才能到山下的集市。山民们没有车也没有马，如果种南瓜或谷子，收获后很难背下山，也卖不了多少钱，而种一二十亩大烟的收获却可以轻松拿到外面去交易。它的产量和经济回报比任何经济作物都高得多，这也是“金三角”的山民离不开大烟的原因。它已经成了当地的硬通货。
“小商贩收了鸦片之后，会转手卖给更大的烟贩子。那些人再组织加工，变成海洛因四号之类。”
有些烟农根本不在乎王艺忠的存在，但他也曾接到威胁警告。“鸦片商人很忌讳你去拍。我告诉他们，我不是搞新闻的，我只是在记录历史。佤邦2005年就要禁种鸦片，作为历史资料，将来讲故事的时候用——告诉人们，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种植、买卖鸦片。”
在大烟集市上，王艺忠看到烟农除了用大烟换回了粮食和生活用品，还会买醉取乐。这是他们一年之中唯一可以消费寻乐的时刻；“满大街都可以看到喝醉的佤族人，有了钱他们就去喝酒。那段时间大概是烟农们最幸福的日子。”
大烟帮他们换来了粮食和短暂的欢乐。然而在罂粟收获时期之外，没有多余积蓄的他们只能继续单调的山上生活，甚至与饥饿和苦难为伴。
靠天吃饭的鸦片一年只收一季，多数被上门的商贩从600至800元的价格收走。收成好一些的，一年无非也就拿到1000多元。烟农的房屋是用几根木棍悬空支起茅草屋顶，离地只有一米来高，地板和墙用竹篾编成，好一点的才会用上木板。
高原烟农种鸦片的收入仅够糊口，但一公斤生鸦片成可制成100克海洛因，在美国黑市卖到上万美元。位于交易链源头的烟农却与毒品暴利无缘，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困顿生活，也不知道自己种植的大烟，给全世界带来的危害。
对佤族烟农来说，大烟还扮演另一种角色。在缺医少药的“金三角”，鸦片被认定为一种传统药物，形成“小病靠鸦片，大病靠魔巴(巫师)”的习俗。所以当地佤族人每家都有一两人吸鸦片，最小的烟民只有三岁。
“烟农不觉得鸦片有多大的危害。他们自己也抽，还用来治病、换钱买粮食。我曾经骑摩托车经过很多原始部落的村寨，他们说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种罂粟。。”
真正懂得大烟价值、通过它获利的，一直是烟商和手握重兵的毒枭。
“金三角”艰难的戒毒之路
1897年，德国拜尔制药厂开始提取自鸦片、注册商标为“海洛因”的药物，打算用它代替吗啡，称之为“不会上瘾的万能药”。1902年，海洛因的利润占整个制药行业的5%，制作方法后来被毒枭所沿用。
1970年代，“双狮地球”牌海洛因远销欧美，在“金三角”售价为每公斤1万美元，到美国涨到20万美元。这种最纯正海洛因的生产者，就是前“金三角”毒王坤沙。
为控制烟膏生产，大大小小武装帮派开始划分“金三角”割据地盘。1990年代中期，被称为“海洛因大王”的坤沙被佤邦联军打败，向缅甸政府投降。之后，罂粟种植迅速向北扩移，鸦片高产区集中到缅甸第二特区佤邦境内。
当地武装名叫佤邦联合军，约3万人，控制5万平方公里土地、60余万人口，是缅甸最大的民族地方武装，也曾是泛“金三角”地区的最大毒品武装。
缅甸政府给予佤邦特区一定的自治权，上千公里的中缅边境线只有100多公里归缅中央政府管辖，其余由佤邦、掸邦、克钦邦等民族武装和毒枭控制。
到1990年代末期，据联合国统计，“金三角”80%的海洛因源自缅甸，而缅甸80%的海洛因又源自佤邦，佤邦于是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迫于这种压力，他们也知道罂粟不能再种下去了。”王艺忠回忆说。被《时代》周刊称为“毒品王国君主”的鲍友祥于1996年12月宣布，佤邦将在2005年实现全面禁种罂粟，并以自己的人头担保。
实现这个目标却困难重重。在高额利润诱惑下，佤邦仍有很多隐蔽的海洛因加工点在高速运转。“这种叫做四号的加工厂，一般都很隐蔽，到处都有。听说只要你一走进他们的警戒范围，就连老百姓找牛，走到那里都会被一枪打掉。”
禁令使2004年成为毒枭的最后疯狂期。佤邦执政者则要全力捣毁毒品窝点，以示禁毒决心。当年12月，王艺忠获准随同佤邦军方参与一次缉毒行动。一个连的佤邦军分两路包抄，很快控制了现场局势——毒贩不敢抗拒正规军。
“做毒品的人肯定要找很隐蔽的地方。他们装成农民，也在山上种地。当玉米地长得齐人高的时候，他们的制毒工厂已经开始作业了。”王艺忠回忆说，“一般人想不到的。远远看去，它就是一块地，上面有一些种地人住的房子。毒贩把化学药品埋在土里，房子里面就做一些简单的加工，需要什么马上挖出来用，用好了再盖起来。”
关卡是“金三角”各帮派之间的特有景观。外地人进入瓦邦辖区前，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
佤邦除了打击制毒贩毒者，还派军队不定期到各村寨清除罂粟苗，有时强制住在高寒山区的烟农向南部地区的山下移民。
“少数村民的确享受到替代种植的好处，比如下山改种橡胶或到农场做工。但大部分山民还是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因为他们世代生活在高海拔的地方，过惯了亲近自然的原始生活，采野菜、打猎。那里也不适合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他们也不愿下山到农场当工人，所以仍过得很穷困。”
此外，他们不认为鸦片是毒品，在他们头脑里，没有鸦片就没饭吃。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要劳动、投资和技术，而山民一样都不具备。此外，种罂粟无论收成好坏，鸦片都能卖出去。生产粮食或经济作物却要担风险。加上当地信息闭塞，一些人思想僵化，政府一旦宣布禁种大烟，他们便跑进深山种植。
王艺忠发现，在武装帮派控制区内，毒品种植已得到控制，但在它们与政府军交界的“两不管”地带仍有罂粟种植。
“佤邦等帮派的管辖范围内，会有法律法规打击毒品种植，比如种植50棵罂粟以上的人要坐牢。如果发现有村民种罂粟，不仅要法办本人，村长、乡长也要免职、罚款甚至坐牢。但缅甸其他地方生产的大烟、罂粟籽、壳等毒品返回到佤邦销售的现象仍然存在，缅甸政府控制区内仍有不少人在种罂粟。我曾在政府控制区内一座玉石开采场周边看到大面积的罂粟地，据说面积还有扩大的趋势。”
“虽然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曾向“金三角”的山民提供粮食援助，但由于当地局势不稳定，成果远不如他们声称的那样好。此外，当地政府非但不会援助这些百姓，甚至还向他们来征粮，根本不管百姓自己够不够吃。佤邦政府曾免除前烟农两年的交粮任务，但当地乡镇管理部门需要额外粮食招待军干部什么的，所以照征不误，导致前烟农仍过得很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