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通常是指那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尚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无论从国际通行的各项人均发展指标看，还是从经济和社会结构看，中国无疑属于发展中国家。然而，为什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近年来却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问题，常常受到一些组织和个人的质疑，甚至要求中国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承担国际责任。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理有据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误解,也有利于我们把握国情特点，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
一、一些人有意无意忽视了中国各项人均水平指标依然较低的客观现实
衡量一个国家的真实发展水平，既要看其经济总量的大小，也要看人均水平的高低。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增长，至2010年中国GDP达到了约5.9万亿美元的水平。如果仅从总量看，中国经济规模的确不小，已位居全球第二。但如果用13亿人口一除，中国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显示出巨大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特征。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人均生产水平看，2009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744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8594美元的一半，不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1/10；从人均消费水平看，2009年中国人均消费1306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5093美元的1/3，仅为美国的4.0%和日本的5.5%。
人均指标更能反映一国民众真实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为什么某些西方人士对此却视而不见，而热衷于在总量规模上做文章呢？
首先，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每一个中国国民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或关注的。他们经常谈人权问题，但更多地将其作为政治工具进行宣传或攻击，服务于某种利益需要。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是由构成13亿多人口的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来体现的。如果他们真的关心中国人权状况，应该不会忽略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状态的人均指标，也不可能不顾人均指标，仅凭总量指标就认为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
其次，这些人士或明或暗地认为，受世界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能也不应该享受与发达国家同样水准的生活。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居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享受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富裕生活，可以以高消费甚至高浪费的方式过好日子；另一部分则居住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尽管其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仍然很低，即使有机会通过发展来提高生活水平，也不应该有此追求，因为要避免“人类的悲剧和灾难”。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否有权利平等分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在他们那里已全然不见了。
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中国必须走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实践证明，依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加上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不仅工业化先行国家，即使后起国家也可以进入高收入社会。问题的关键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分享人类文明成果、追求幸福生活上，与发达国家拥有平等的权利；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特别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达国家同样需要改变其过度消费乃至浪费的生活和增长模式。在这方面，责任的分配同样要基于权利平等原则。
二、中国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没有被外界充分了解和重视
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较为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较小，窥一城一地之斑，可识全国之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不是表现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都不到城镇居民的1/3；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比率不到城镇的1/3；人均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不到城镇的1/6。从地区来看，以居民消费为例，2009年中国东部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西部地区的2.3倍。即使在同一省区内，如珠三角和粤北、苏南和苏北之间，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差距都在2—4倍。
近年来，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长迅速，但这并非是中国成为富国的标志，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贫富差距拉大的佐证。从贫困人口数量看，以中国自身的贫困线标准衡量，2009年中国仍有3600万贫困人口；以联合国标准衡量，贫困人口约有1.5亿。如果对照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还会大幅度增加。
一些外国人士对中国发展阶段的误解，与中国发展不平衡有很大关系。大多数来华的外国人往往逗留时间较短，所居之处又多是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再加上视野和语言的限制，使外国人全面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难度加大，产生误解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大。
三、出口规模与结构使一些非专业人士高估了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历史上制成品出口大国均为发达经济体。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后，一些不了解国际分工新变化的非专业人士，往往会高估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第一出口大国，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终端切入，参与全球特别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出口多为最终产品。虽然价值较高，但其中包含着相当比例的进口零部件的价值，如果扣除这些价值，仅在国内形成的增加值规模远小于出口规模。按人均出口金额计算，中国的人均水平就更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2009年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仅为1550美元，远低于日本(8272美元)、德国(6926美元)和美国(5667美元)。
中国的外贸产品结构容易令人产生误判。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95%是制成品，超过30%是高新技术产品，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类似。然而，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制成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的增值主要集中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活动，与发达国家主要开展技术与知识密集的高附加值的增值活动有着明显差别。
西方民众很容易感受“中国制造”对其生活的影响，但不易觉察到中国在服务贸易这一“看不见的战线”上的劣势。在世界贸易格局中，中国出口的是廉价的“体力劳动”，进口的是高昂的“脑力劳动”。虽然中国形成了巨额货物贸易顺差，但服务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294亿美元，与美国同年1433亿美元的服务贸易盈余形成鲜明对比。如果再考虑到通过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所造成的“商业存在”方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就更大了。
中国出口产品成本由于要素价格扭曲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压低，出口产品竞争力容易被高估。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依靠低价优势占据市场，支撑这种优势的既有劳动力成本较低等合理因素，也有资源价格、环境成本和劳动所得被人为压低等不合理因素。也就是说，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既有真实部分，也有不真实或“虚增”的部分。这种状况短期看似乎有利于降低出口成本，实际上有损于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建设，将会制约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