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到来之际，《中华民国史》(全36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几代科研人员历时几十年，汇聚国内多家单位民国史研究的老中青研究者，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编纂。作为目前国内民国史学科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丛书一出版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编纂为何历时多年？敏感问题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如何评价？《中华民国史》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时值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整套推出《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论著，将有力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有利于海内外学界的学术交流，也有助于社会各界对民国史的正确了解和认知，同时还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学术出版的繁荣。
从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到整套36册一次推出，前后历时30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记者：从立项到出版，该书经历了怎样的编纂过程？遇到哪些难题？又是如何破解的？
汪朝光：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随后，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受命领衔组建研究团队，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环境下，开始了民国史研究工作。
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其他各册陆续出版。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们将这部书中已经出版者作了修订，未出版者全力完成，终将总计36册的《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全部完成，由中华书局一次推出。前后历时30年，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学研究和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民国史是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在其编纂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诸如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主题的设置、研究时段的划分等等大的问题，乃至名词术语的定名、历史资料的考辨等等具体的问题。研究先辈们的解决方法是，集思广益，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予以适当的解决。事实说明，当年编纂该书时确立的总体写作原则及种种具体规则，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立场而定的，是适合编纂工作需要的，也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对“客观公允”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从而保证学术品位和质量
记者：众所周知，民国史当中，许多问题还比较“敏感”。有读者担心由于政治观念或者其他因素存在，该书的客观公允难免受到影响。请问在编纂过程中如何保证其学术质量？
汪朝光：民国史的编纂，因为其距离现实最近，又因民国时期历史的复杂性和延续性，难免有一定的“敏感”度，读者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但是，还在编纂工作的起始阶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讲究“政治挂帅”的客观环境下，李新先生就提出，以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从事民国史的编纂工作。针对“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的疑问，编写组的同仁们认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不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经过充分的讨论，编写组达成了编纂共识：充分占有材料，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评价公允平实，文字力求简练。事实说明，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而严肃的编纂指导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编纂思想指导下，民国史研究能够沿着科学研究的道路，得到充分的发展，有如今的进步。这与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分不开，值得后来研究者感念于心。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研究的环境得到更大的改观，“双百”方针得到更好的贯彻，自然对“敏感”问题的处理也更为客观公允。当然，人的认识总是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研究者也不例外，对“客观公允”的认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我们认识的变化而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参加该书写作的作者众多，历时较长，各个作者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认识也有不同，其间要把握的关键点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从实践的检验出发，从而保证我们研究的学术品位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