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关系是民国史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关键在于以事实为本，据实以论，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些新看法
记者：该书中的许多新成果受到读者的高度关注，例如对国共关系的新理解，尤为引人瞩目。请介绍一下该书的主要突破之处，以及这些成果是如何取得的？
汪朝光：《中华民国史》在基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若干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突破，表现出研究者对于科学研究的执着。国共关系是民国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对其的研究和看法也会引起读者的相当关注。总体而言，该书对于国共关系的处理和评价，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利用了若干新资料，结合了近些年学界研究的新看法，而有所创新和发展。
比如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既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外敌入侵的危局，能够抛弃前嫌，携手合作，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肯定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不少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也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关键还在于以事实为本，不断深入，梳理个案，据实以论，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记者：有专家说，《中华民国史》在编纂过程中“有所创新，有所继承，有所突破”，那么这些创新、继承和突破表现在哪些方面？
汪朝光：就有所创新而言，民国史是个新的学科领域，将其列入研究范围，从无到有，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成为中国历史学中最具活力、最有发展的学科之一，本身就意味着创新，就是创新的过程及其突出的表现。
就有所继承而言，中国史学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其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为后来者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方面，诸如对史料和考辨的重视，对平实表述的追求等，这些都得以体现。再如，新中国的历史研究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方针，而这样的指导方针在该书编纂之初便予以确立并始终得以坚持，充分说明了它的继承性。但是，对于新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也不排斥，也予以充分的借鉴和吸收。以实事求是为本，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是民国史研究能有今天成就的重要原因。
就有所突破而言，该书对史料的利用是为学界所肯定的，无论是早期研究对于清末民初报纸材料的利用，还是晚近研究对于台湾和海外所藏史料的利用，都大大突破了过往民国史研究对于史料利用的不足。再如，该书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及其看法和结论，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政治外交，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内外关系，都有明显的新意和突破。
对蒋介石的评价更为全面、立体、多面和平实，不以单一看法评判其复杂作为，表明民国史研究的进步
记者：研究中华民国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就以蒋介石为例，该书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的？与以往相比，今天的评价有哪些不同？
汪朝光：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民国史亦然。这套民国史，不仅在各卷书中有关于人物的论述和评价，而且专门著有8卷本的民国人物传记，以利于读者对民国人物的了解和认知。
至于对民国时期的若干政治人物，如蒋介石，该书有较为全面深入的论述。对于蒋介石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过后领导北伐、推倒北洋军阀，尤其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书中都给予应有的肯定评价。但是，对于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导致国共关系破裂、革命功败垂成，对于蒋介石内外政策的保守性及其个人统治的独裁性，对于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后违背民意、发动内战的责任，等等，书中也予以充分的揭露和批评。总体而言，书中对蒋介石的评价较以往更为全面、立体、多面和平实，肯定其当肯定，否定其当否定，而不是以单一的看法评判蒋介石的复杂作为。这也充分表明了民国史研究若干年来的进步。
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方针或其史观，归结为实事求是更能说明其发展变化，不宜简单地以“天翻地覆”定论
记者：有媒体称，该书的出版显示，大陆的“民国史观”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汪朝光：民国史研究在大陆从无到有，如今已成为大陆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成果最为丰硕、研究队伍最为广大、也最具有国际性和前沿性的学科，这是中国历史学的重大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给学界带来的重要变化，也充分说明了大陆的民国史研究和史学研究的巨大进步。至于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方针或其史观，如上所论，有其继承性，也有其创造性，并非凭空而出，亦非泥古不化，而归结为实事求是的原则，更能说明其发展和变化，似乎不宜简单地以“天翻地覆”定论。本报记者 张 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