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40年中华民国史编纂工作:有核心档案才动笔(2)

　　“所谓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是后见之明”

　　齐鲁晚报：今年正值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中华民国史》对这场革命是否有新的评价或发现？

　　金以林：我个人感觉，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还远远不够。这其中有认识上的差距，也有时代的因素。

　　国内学界通常将1840年至1949年的近现代史划分为两段，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统观点认为两者的区别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因其阶级局限性，导致革命的不彻底，必然要走向失败；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会成功。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过于强调两种不同性质革命的差异性。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割裂看待所谓新、旧民主革命，从革命家自身的经历来看，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几乎都参加过辛亥革命。

　　齐鲁晚报：具体来说呢？

　　金以林：任何社会变革，不可能等到一切准备就绪，指望一次革命就可以成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亚洲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国，这是了不起的贡献。尽管它很不完善，但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所谓历史局限性，是我们的后见之明，是对先贤的苛求。在我个人看来，辛亥革命把它该做的都做了。正是在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础上，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希望来完善这一制度。在新的探索中，一部分先进分子又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

　　齐鲁晚报：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时代去看待和评价辛亥革命。

　　金以林：辛亥革命后能够让民主共和深入内心，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应该说，辛亥革命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这是了不起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