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40年中华民国史编纂工作:有核心档案才动笔(3)

　　“理解当今的‘民国热’，但别太盲目”

　　齐鲁晚报：现在这部民国史可以全面展现民国38年的面貌么？

　　金以林：还远远不能。应该说中华民国史研究到今天才刚刚起步，毕竟只有40年的积累。无论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作者的知识结构，还是档案文献的开放程度都差得很多。孟子时代就开始研究孔子，到今天两千多年了，先秦史研究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更不用说只有40年积累的民国史了。因此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齐鲁晚报：有这么一种现象，现在一些家长都在找民国时期的老教材，甚至有的教育专家对民国教育都非常推崇，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金以林：我们对民国的怀念，一方面是当今社会开放了，发展日新月异，多元价值观的文化冲撞，引起人们对民国时期的更多关注。另一方面，以往我们对民国历史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因此，越是了解少的，大家就越感兴趣。但我认为不要盲目崇拜民国，要对民国史有一个完整全面的认识。谈到民国时期的教育，远不是现在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完美。

　　齐鲁晚报：您能举个例子么？金以林：就拿高等教育来说，民国时期能上大学的，可以说出身非贵即富。抗战胜利时，中国的总人口是四亿五千万，而当时的全部大学在校生只有8万多人。现在中国总人口是当时的三倍，但在校大学生高达2400多万，是民国时期的300倍。那时的大学教育完全是精英教育，一年学费三四百块大洋，别说是穷人，就是一般的城市平民也上不起大学。

　　齐鲁晚报：好像那时候的贫富差距也非常大。

　　金以林：民国时期在北平拉洋车的，像骆驼祥子，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个月6块大洋的收入可以养活全家，而那时一个大学教授月薪300大洋，是祥子的50倍。要是现在大学教授是出租车司机收入的50倍，那月收入至少20万吧。这种贫富差距，以及大学生比例，很难说民国时代好。那只是极少数社会精英的生活，而不是大众的生活。现在有一些人总是迷恋那时候的大学教授如何如何，真要是如此的话，这个社会能承受得了吗？

　　齐鲁晚报：等待40年终于等到《中华民国史》出版，您感觉这部书还有什么遗憾吗？

　　金以林：首先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我们至今仍然无法找到答案。但是我们现在比较自信的就是我们有钱了，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寻找我们想要找到的历史资料。最近我们得知，司徒雷登的档案在耶鲁大学全部开放了，我们就必须要去看。到时我看到的民国面貌可能又会发生变化了，至少是在不断丰富。那时，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修订。(记者 张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