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都定调了，你们还说啥意见？”
至于当年决定拆除这座大桥的背景，没有人比时任山东省计委工业一处副处长的田大伟更清楚了。在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的背景下，全国上下掀起排查安全隐患的活动，水利、黄河河务部门认为大桥使用了77年，超出保险期27年，一旦发生洪灾就可能倾覆，影响大堤两岸安全。
“于是，山东省向国务院发出请求拆桥的报告。国务院回复同意，要求1989年6月底前拆完。”田大伟说。但田大伟发现，这份文件仅仅是从防洪安全的角度考虑。
曾兆来和原济南铁路局基建处高工楼方均及多位专家强烈反对，觉得有必要把桥保下来。
“既要保证大桥行洪万无一失，又要保住可使用的价值。”曾兆来计算，建新桥的话，既有的17公里线路、设备、编组场全部作废，还涉及5000多亩土地。如果利用老桥，所有满足行洪需要的改造工程，仅用2000多万元，至少节省近5个亿。在当时，这是一笔巨大的资金。
“按照国务院的意见拆旧建新，很多人是愿意的。因为从政府部门到各级人员，都不会承担什么责任。至于国家为此花多少钱，那就另当别论了。”曾兆来说，“以我们几个技术人员所受的教育和素养，这让我们有一种信念和良知，促使我们有责任去反对，没有什么畏惧的。”
国务院批复后，铁路桥运量被核减了400万吨，由此造成的煤炭和其他物资的运输问题让山东感受到压力。相关部门立即给国务院打报告，请求缓拆大桥。
田大伟是这份报告的起草人，他说，这份报告客观上为保留泺口黄河铁路大桥，创造了三年的时间。
在向铁路高层呼吁的同时，1991年8月，曾兆来和田大伟、楼方均等11名专家再向省政府递交“关于保留老桥的建议书”。
当时，曾兆来正处在职务“转正”的重要关口，有领导表态：“国家都定调了，你们还说啥意见？你还想不想干了？”
最后，11位专家的单位给出意见：只能以个人、不能以单位名义发言。
“技术人员学了知识就要发挥作用，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如今，一提起20年前的保桥建议，80多岁的楼方均就激动起来。楼方均回忆，当时他想到了自己的民主党派身份。“民主党派有一个权利，可以直通中央。1991年7月25日，我写信给九三学社中央，要求尽快向国务院领导转达我们的建议。”
半个多月后，国务院办公厅把建议批转山东省政府处理。
曾兆来现在还保留着这份文件的复印件，上面的批示中写道：泺口铁路老桥拆除问题，已是国务院和省政府早已确定的事，不能因个别人的来信而改变决策。
“我是有底气的，因为数据都是我实际测出来的，完全没有问题”
看似已经没有任何转机的这份文件，到了时任山东省副省长马世忠那里，事情又现生机。
“马省长对此批示：这位专家谈的有一定道理。如时间允许论证一下最好，比简单答复要好一些。”11月18日曾兆来和赵志浩会面时，他们谈的正是这次拆桥事件，“赵志浩过问、同意后，省计委委托山东铁道学会召开专家论证会。”
这是改变大桥命运的第一次论证。
“马世忠能做出这样的批示，我认为和出身有关系，他是当时唯一一个本科学历、管过技术的副省长。”曾兆来至今还记得，他作为铁道学会秘书长主持的1991年9月的那次论证会，规格空前高，有37位专家、近20家单位参加，“副省长马世忠，还有山东省委特邀顾问、老省长宋一民都参加了。”
专家们得出结论：这座铁路桥再用25年没问题。
论证会之前，曾兆来曾把德国造和日本造的钢梁切割一部分，做了理化性能试验。
“对应力、曲幅极限做了试验发现，日本造的钢梁质量比不上德国造的，但也能完全满足使用。”曾兆来说，“我是有底气的，因为关于河水的流量、沉积等数据都是我实际测出来的，完全没有问题。”
“省政府接到论证会意见后，当时是有压力的。因为山东省曾向国务院打报告要求拆除，这相当于颠覆了原来的意见。”田大伟说。
曾兆来说，为了慎重起见，时任省长赵志浩决定集体决策，所有副省长全部签字。“出差在外的，也等着回来一个不漏地签上字，正式报到国务院。”
对于这个重大变化，国务院相当谨慎，听取各方意见。到了10月，国家计委专门研究山东省请求保留泺口老桥的报告。
楼方均“第一次面对这种高级别领导、拔尖专家参加”的会议，他作了专题发言。
转过年来，有关意见被时任副总理的邹家华批示，铁道部立项研究，专门论证钢梁的疲劳和剩余寿命问题。
检测还在进行时，拆桥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
汛期到来前，有高层领导专门带着国务院8个部委的负责人来到济南，研究督促拆桥防洪工作。
“当时山东省相关领导是有压力的，如果不拆桥，一旦防洪出问题，他们是要负责任的。”拍摄过程中，于建勇拿到当年国务院的相关批示，他不由得感叹，为了一座桥，居然惊动了那么多的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