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万言谏改革：真刀真枪 改革者上(2)

　　到了1995年就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改善经济结构，这个口号到2002年的十六次代表大会，把它做了一点文字上的改变，叫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来讲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到了2014年的“引领经济新常态”和2015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但是成效不大，特别是在2001—2005这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结构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所以2003年开始，特别是在2005—2006年制定十一五规划，发生了一场大的争论，就是“为什么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增长的质量，提出了那么多次，但是没有能够改变”。这个讨论实际上我们取得了有深远意义的成果，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

　　体制性障碍是什么？当时说的体制性障碍的核心内容就是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的讨论列举了许多具体的原因，我当时参加这个讨论时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那里面介绍了当时的讨论，为什么转型、结构调整不能取得成效，有很多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把经济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表现，比如说政府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归结到一点，其实就是十八大所讲的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而抑制了或者排除了市场的作用。

　　我们现在面对着同样的问题，而且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晰，就是我们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过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靠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行政主导调结构在执行中发生扭曲

　　我们要实现结构优化，现在重点的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而要实现这一点，不管根据理论还是实践经验，都只能主要依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当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里对于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都要有准确的定位。

　　为什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呢？因为市场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个是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第二个是建立起能够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三去一降一补”要实现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两件事，要靠行政命令很难去解决。

　　比如用过去的办法，如果要去产能，就是由行政机关下指标“钢铁要压缩一亿到一亿五千万吨”，然后把指标分解下达到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地区再层层向下分解。到了最后就会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办法一刀切，把要求去的产能切掉。往往切掉的不一定是效率最差的那个，而且由于每个行政部门都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在执行过程中会发生很多的扭曲。

　　另一方面，要补短板，要增进一些效率比较高、供不应求的产业的发展，那么用行政的办法也是跟市场去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办法不一样，那就是靠政治动员，靠运用政府的财政政策、信贷政策、补贴政策、扶植政策，去发展一些政府所认定应该发展的产业，两者的效果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要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政府要起的作用不是直接出手去调结构，而是提供公共品。不是直接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而是为市场的运作提供更好的条件；为企业、为创业者、创新者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当然它需要在一些市场不能起作用的地方，比方说用社会保障体系来对下岗职工进行托底，为一些职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等等。总而言之，它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地去调结构。

　　如果理论和实践上表明要完成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应该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和机制。那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需要有体制基础，否则它只是一个口号，一个认识上的目标，而不是经济的实践。

　　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尚未建立

　　如果说我们已经从认识上和理论上认同了用市场的办法来优化结构，但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这个市场根本还不存在。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期宣布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是它还存在许多许多缺陷。一个真正能够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没有完全建立。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努力地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尽快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建立起来，这个制度基础就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提到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通过体制结构改革建立开放的市场体系

　　人们常常以为所谓“结构性改革”这个提法是中国的特殊提法，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长时期以来在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说法。我查了一些文件，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以后，可能其中的某些制度架构仍然存在问题，所以它就需要对这些不够完善的、存在缺陷的制度架构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就叫“结构性改革”。

　　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最早接触结构性这个词，是当时“共产主义论战”的时候，后来我们再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在市场经济国家一再提出来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现在不但中国提出了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看G20的公告都提出来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所以，结构性改革不是中国的特殊提法，而是普遍运用的提法。所以，它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概念，中国已经宣布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对于其中的某些有缺陷的结构进行改革也是应有之意。所以，在这个意义之上，我们运用这样一种说法来概括我们要进行的改革，也是完全实用的。

　　从文件上看，其他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实践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在2004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提出了一些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当时的IMF研究中心主任写了一篇文章来解释他们所建议的结构性改革是什么，题目叫做“结构性改革为什么那么难”。其中说，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果、带来的益处是长时期的，但是从短期来说，有一部分人会受损，所以就很难被人们所接受。

　　我们要说的不是这方面的问题，而是他对什么是结构性改革所做的解释，这个解释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有很相似的地方。在那个时候，也有人认为当时世界经济的问题不是来自供给侧，而是来自于结构。他是这样说的，许多经济问题是由市场运行中的问题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资源短缺或者需求不足。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此时显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即改变左右市场行为的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

　　我想明确一点，我们说的结构性改革是改的体制结构，通过体制结构的改革，把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实现结构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