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立法亟需补课 提高幼教整体从业素质

　　学前教育立法亟需补课

　　虐童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了有关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的大讨论。但在情绪性表达关切之后，我们还应理性思考一些基本面问题，比如师资力量培养困境，以及立法滞后。

　　11月30日，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就近期发生的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公开表示，幼儿园发生这样的事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群众刚性入园需求与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存在的矛盾，教育部着力化解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将进一步健全幼儿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此外启动学前教育立法调研，为学前教育依法办园、规范管理提供法治保障。

　　应该说，以上几方面工作早宜开展，不能等事态严重才着手补漏。有关幼教立法，国际上也不乏可参照借鉴的榜样。具体讲，有以下几个方面我们亟需补课。

　　第一，立法确定幼儿教育目标，突出共公益性的同时明确私立幼儿园地位，提高整体入园率。

　　美国1979年通过了《儿童保育法》，为了“所有幼儿都能进入幼儿园”的国家教育目标，在大力扶持公立幼儿园的同时，通过立法明确了私立幼儿园的地位，给予私立幼儿园与公立幼儿园同等法律地位。日本早在1926年就制定了《幼儿园令》，其后相关立法日趋完善。日本政府从2006年到2010年实施为期5年的“幼儿教育振兴项目”。目前，日本儿童的幼儿入园率为90%。相比之下，中国幼儿入园率虽经多年努力，也只达到75%。

　　立法的首要目标，是以法律形式明确幼教的公益性质，虽然它尚不在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范围。而在中国，幼教立法实质上是要求实施教育体制改革。一是要保证幼儿园的公益性和公立性，政府要切尽其责；二是私立机构需“依法办学”，成为独立法人自主运行，享受独立法人权利，同时也承担义务。一旦发生问题，便通过法律手段处理，而不是依靠行政管理部门。

　　此外，给予幼教机构——无论公立或私立——相应的政府补贴。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大多数国家及地区，3至6岁的幼儿教育是一项政府福利和公益事业。以中国香港为例，每名幼儿的教育，政府每年补贴3万港元。按照市场逻辑，政府部门供给的幼托服务不足，则应通过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幼托机构来解决。学前教育资金不足，也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投入。为避免社会办园陷入过度追逐利润而产生负面影响，一是对其规范，二是给予补贴。

　　第二，立法确定幼儿园标准，鼓励社会资本更多投入，同时平衡整体教育资源。

　　1956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幼儿园设置标准》，对幼儿园教职员工配置、房屋建筑、设备、操场等条件作了详细规定，满足标准才能获得批准。1984年，美国全美幼儿教育协会颁布了学前教育机构的统一认证标准，规定不论公立与私立，只有通过质量认证的幼儿园，才能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1993年，澳大利亚幼儿教育认证委员会成功引进了ISO 9001：2000质量管理系统认证。

　　在中国各地，要创办一个有正规办学许可的幼托机构，一方面有很高的门槛；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幼托需求旺盛，一些机构无照经营，照样生意火爆。面对这些机构，政府监管部门如果监管、叫停，则会带来大量孩子无处可去。于是，产生了大量游离于监管之外的无照无证幼托机构。

　　怎么办？一方面，政府应严格办园标准，鼓励社会资本更多投入；另一方面，也应在场地、贷款和税收方面给予更多支持——这实质上是教育资源不平等问题，过多的资源给了公立幼儿园，而私立幼儿园几乎没有财政补贴。

　　第三，立法保障经费和师资，提高整体从业素质，让优良师资进入幼教行业。

　　调查表明，欧洲各国的政府投入占学前教育总花费的比例都在80%以上。在中国，政府投入不足及专业教师存在大量缺口，是学前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起草专家测算，幼儿教育占当地教育经费9%时，方能正常运行，但中国长期以来只有1.3%。

　　专业教师资源也不甚乐观。相关专家指出，中国幼儿园教职工缺口将达到250万，且职业素质亟待提高，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比例仅为65%，高中及以下毕业的为22.4%。在农村地区，这一问题更为严重。

　　最高检12月1日发布通知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坚持零容忍，依法严厉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解决当前幼教困境，不光要治标，最重要是治本，那就是尽早立法，加大政府和社会投入。

　　幼儿安全是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维护好这个最大公约数，将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

　　本刊评论员/闫肖锋

　　(《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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