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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壳村”治理的“汉中试验”

2018年11月25日 09:18 来源:工人日报 参与互动 

  “现在做好事的多了,扯皮骂架的少了,连说话都客气起来了”
  “空壳村”治理的“汉中试验”

  编者按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71亿人,如果算上这些农民工的随迁家属,数字将更为庞大。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乡村只剩老人妇孺留守,除了过年时节一片寂静,由此形成的“空壳村”,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存在。

  “空壳村”在劳动力外流后,集体经济也趋于薄弱,村集体没有多少固定资产,村社自身也缺少公共积累,公共事务无从着手。人口外流导致乡村难富,而一旦缺少经济基础,其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治理更无从谈起,村级组织的威信也难以树立,劳动力为追求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更趋于外流,形成惰性循环。更为关键的是,在农业产业化的趋势下,单一劳动力即便想在乡村致富,仅靠一人一户之力也很难做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的扶贫社模式,对于乡村振兴而言,是一个颇有意义的探索。因为,类似这样的村庄,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

  秋去冬来,从陕西汉中沿名闻古今的褒斜栈道钻入秦岭,到留坝县一个叫火烧店的小镇,拐进月亮河。河东,中西沟村的民宿,500元的单价仍然时有来客;河西,堰坎村的农耕文化体验园逐渐引来了西安、兰州等地的旅行团。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经理侯静告诉《工人日报》记者:“靠民房入股和在农家乐务工,去年最好的一户有5万元的收入。”

  这一切要归功于当地的扶贫社模式,而这样的模式,给村民带来的不只是致富。

  “手里没把米,鸡都不来”

  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汉中,每年春节,外出打工的人集中返乡过年,乡村人气会涨潮般陡然兴旺,几天之后,青壮人口又退潮般外出,大多数乡村又恢复了依靠老人、儿童留守的空寂。

  “如果只有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乡村还有什么希望?谈什么振兴?”留坝县委书记许秋雯一直对农村问题保持着深入研究、探索。在基层工作时,她帮助农民种猕猴桃,从防止用膨大剂,到抗洪救灾、秋收后的销售,真是操碎了心,可到头来想解决的问题一个也没解决。“存在有利就想独占,没利就把问题甩给上面的现象。”各项乡村振兴工作开始了,“上面热、干部热,基层冷、群众冷”的现象又出现了。甚至,有的村干部自己就当“甩手掌柜”,个别贫困户连自家卫生都懒得搞,结果扶贫干部不得不自己上手。

  许秋雯长时间陷入沉思:为什么空壳村那么多?因为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出去打工了;为什么要外出打工?因为家门口挣不到钱;为什么挣不到钱?因为种植养殖的产业化超出了任何一个农民的个人能力所及;为什么不组织起来?因为村两委都没有这个条件。“很多村没有经济积累渠道,有的有征地款,但因没有管理平台,等于是‘死钱’,群众担心村干部乱花,总惦记着把钱分了。”

  结果, 农民和村组织之间,除了偶尔来开个证明,基本上不往来。一位支书说:“手里没把米,鸡都不来。” “让村级组织说话有底气、干事有平台、管理有手段,才能推动乡村治理变革。”许秋雯认为。

  家门口有工可做

  2016年8月,留坝县的“村级扶贫互助合作社”组建起来了,试图突破过去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瓶颈。这场试验起于该县11个村的试点,之后分三批,到2017年,全县75个村全部启动了扶贫社。

  武关驿镇松树坝村是留坝县首批成立扶贫社的村。村支书席帮清任扶贫社理事长,村主任、第一书记分任副理事长、监事长。扶贫社下设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政府、村集体各占15%股份,其余70%归全体村民;合作社下设9个专业服务队,包括建筑工程、农业生产、旅游服务、电子商务等5个生产经营类服务队,以及自来水管理、卫生保洁、文艺宣传、红白喜事等4个公益服务队。

  “给予村两委资源,但又限制村干部权力,政府项目的协调、监督和组织群众是扶贫社的事,但他们不能承包项目;项目由能人大户领头的专业服务队通过公开招投标来承包,承包前提是使用本村劳务并向扶贫社缴纳10%管理费。”许秋雯说,“理顺了利益关系,村两委有了组织群众的权威和经济基础,专业服务队按照市场规律去实施项目,群众通过务工和分红人人受益,分散的农户就被组织起来了。”

  一位牵头人告诉记者,他们乐意通过扶贫社搞经营:“扶贫社能提供项目,而我们作为个人,不便直接面对各家各户,村支部、村委会来协调,事情好办。”

  为了启动扶贫社,留坝县给每个扶贫社注入30万元原始资本金,用作群众发展生产的借款;同时由政府贴息给予30万元贷款额度,作为流动资金,将扶贫、乡村振兴等项目,30万元以下、工程技术简单的,交给扶贫社组织落实。

  60岁的村民王建礼是建筑服务队的瓦工,实现了不出家门而常年有工可做。这几天,他正忙着给贫困户改造厨厕。“前年、去年到今年,日工资从120元、150元涨到180元;还入股合作社种食用菌、养蜂,自己也种了山药,今年挣了5万多元吧。”3年前,他家庭困难,现在生活蒸蒸日上,为此专门购置了理发工具,免费给村民理发。

  公共事务有人管

  在松树坝村,像王建礼这样常年在服务队务工的农户,有20多户。工程项目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得到工资,还为村集体的公共积累开辟了渠道。“到今年4月,村里共积累了25万元,在提取管理费、公益金后,全部分红。”席帮清说,今年已经两次向入股农户分红,分别为7万元、2.6万元;目前正在筹备将11万元积累向全体村民大分红,即集体留15%,其余85%均按每户400元、每人100元均分。

  村集体有了经济积累,水管等公共设施的维修、公共卫生的打扫等就有了经费保障,于是过去没人管、没钱搞的公共事务都正常运转起来,村容村貌根本改变。更重要的是,公共积累分多少、留多少?水费、卫生费每月收1元,还是2元?这些都需要村民大会讨论决定,参与、知情、监督、决策、受益……“过去通知开会,村民能不来就不来,现在都争着来,因为知道和自己利益有关。”席帮清说。

  在火烧店镇中西沟村,扶贫社带来的乡村社会变革,已经吸引40余名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使这个仅有232户、多年只剩留守老人的深山小村重新焕发出青壮年置业营生、孩童嬉闹的生机。

  2017年6月底,汉中市委在留坝县召开现场会,推广留坝县扶贫社经验。半年之后,汉中全市11个县区的500多个行政村,以留坝县为模式建立了扶贫社。扶贫社让村民的钱包鼓起来,把乡村的公共事务捡起来,也改变着当地的民风。

  崇德向善的“道德银行”

  汉中市的乡村乃至城镇,有一个特殊的银行,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金融机构,而是“道德银行。”这是该市在探索乡村社会治理中,与扶贫社并行试验的机制。市文明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扶贫攻坚中他们发现,在乡村存在着好吃懒做“等靠要”等行为,并且这样的行为在乡村凋敝时期明显抬头。

  在勉县周家山镇留旗营社区,记者见识了该社区的“道德银行”。说是银行,其实就是两间屋子,一间是一圈货架上摆满毛巾、脸盆、肥皂等小日用品的“爱心超市”,一间是张贴积分管理办法、放置“道德账册”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田小莉介绍,德高望重的乡贤能人等组成道德评议委员会,然后通过个人自荐、群众举荐、组织推荐收集勤、孝、善、信、俭、美6方面线索,再由评议委员会按照量化规则评出加减分,积分达到一定量,可到爱心超市兑换商品。

  田小莉说,“每季度对积分张榜公布,评分靠后本身就是压力,而负分过多的农户要安排人帮教转化。”

  记者注意到,在细化为56项的评分规则中,被评为好儿媳、好公婆的可积8分,而不尽赡养义务的扣6分;院内外无异味、无乱堆乱放,环境整洁的积1分,相反的扣2~5分。在爱心超市,10分可兑现一袋洗衣粉或一桶洗洁精,15分可兑现一条毛巾或一个塑料盆。

  “道德银行”春风化雨地影响着汉中乡村的社会风气。勉县武侯镇咸河村支书胡海平说:“现在做好事的多起来了,扯皮骂架的少了,连说话都客气起来了。” 目前,该县的18个镇都成立了道德委员会,130多个村(社区)成立了道德评议委员会和“道德银行”,今年将实现全覆盖。而在留坝县,39个贫困村全部建立了“道德银行”。

毛浓曦

【编辑:左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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