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小说家哈代(Thomas Hardy)曾言：“可以说成功要靠三件事才能赢得：努力，努力，再努力。”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UCD)教授孙大文(Da-Wen Sun)的经历无疑就是这句话的具体诠释。
2010年5月，孙大文当选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成立于1785的爱尔兰皇家科学院是爱尔兰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
2010年6月，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CIGR)第十七届世界大会上，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近1000位专家学者代表与会。会上，孙大文当选为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候任主席，任期从2011年1月开始，并将于2013年起接任主席，为期2年。他成为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自成立80年以来的首位华人主席。在这次大会上，孙大文还被授予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会士荣誉称号(CIGR Fellow Award)，这是CIGR对国际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领域获得公认卓越地位和作出杰出科学贡献者的一项殊荣。
丰硕的成果是多年奋斗的收获，从广东潮安县一路走来，孙大文对于事业、人生都有自己的体会。
我的大学
2010年秋，在一个都柏林典型的阴天、大风、细雨交替的日子，我们来到都柏林大学采访孙大文教授。尽管前一天晚上他才从国外出差回来，但早就订好了会议室，并准备了茶点。打开电脑，题为《谈谈我在海外的奋斗经历和体会》的PPT文档图文并茂地为我们一一细说从前。
从当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成绩单，到出国留学的很多审批文件，再到后来获得的多项奖励……这些无不透着孙大文的严谨和认真，以及对于自己人生经历的珍视。
尽管我们曾经采访过很多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留学人员，但真正看到一张1978年的高等学校准考证、成绩单，以及诸多的出国审批手续等批件，这还是第一次。
孙大文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读书时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全校前茅。1977年恢复高考时，还在上高一的孙大文就被学校破格推荐参加全国高考。1978年，孙大文以优异成绩被全国重点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录取。
为了对比当年高考的难度，孙大文特地选用一组数据说明：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为610万人，录取人数40.2万，录取率为7%。而2009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1020万人，录取人数629万人，录取率高达62%。
恢复高考后，几乎所有进入大学的学子都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机会的来之不易，孙大文说：“我们的大学生活就是‘宿舍—饭堂—课室’，‘三点一线’是对我们那时候生活的真实写照。”
和很多同学一样，孙大文也缺乏英语基础，英语成为他学习上的瓶颈之一，为了学好英语，他口袋里总是装着单词本，甚至连在饭堂排队打饭以及晚饭后散步的时间都在用功地背英语，只是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英语将在今后为他打开一扇更大的门，让他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回首往事，孙大文感慨道：“在我们那个年代，所有人都崇拜陈景润，羡慕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家长也以此来激励自家孩子读书。那时候上大学，就是用心学习知识，并且我们有一定要把知识学好的精神。”
在华南工学院本科毕业时，按照当时的政策，所有大学生毕业后都要服从分配。一直在南方长大的孙大文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分配到佳木斯，他当时甚至不知道佳木斯在哪里，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又让他的命运轨迹有了改变。1982年，孙大文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华南工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聚物流变工程原理。当年全国在校硕士研究生为2.58万人，博士生约550人，博士生人数与硕士生人数之比为1∶47.2。
今天说来，这成了孙大文在广州求学的一件轶事！“连我们老师也笑我，要是我当时没有考研并且成功考上的话，我就要去遥远的佳木斯了。”
到了研究生学习阶段，孙大文的刻苦钻研有了更多收获，获得多项科研奖项。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物价飞涨，脑体倒挂现象突出，“搞导弹的收入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这使得全国刮起下海经商的风，很多人的价值取向由此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85年，硕士毕业的孙大文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工作还是继续深造？几经考量，孙大文选择了继续在华南工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那一年华南工学院总共招收5名博士生，孙大文是其中之一，他的研究方向转为传热与节能。
在攻读博士期间，他先后在《稀有金属》等国际权威性杂志上发表了7篇论文并全部由科学引文索引(SCl)收录，他的博士成果后来还相继获得广州市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奖。这在当时，对很多科研人员来说，也是有很大难度的。孙大文说：“我当时看很多英文科研文章就想，这样的文章我也可以写，于是就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写成文章投稿，没想到都发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