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受20年虐待将丈夫掐死 151名村民联名求情(图)

　　面对丈夫周德军近20年的虐待，泸州市合江县团结村的许林芳没有还过手，没有向外界求助，也没有别人帮她。直到去年年底，在唯一一次反抗中，她掐死了周德军。151名村民随后写联名信为许林芳求情，妇联、公安局、司法局和法院通过各种渠道帮助了这个贫困的家庭。但在未出人命前，她难以从外界获得这种支持。不识字的许林芳对自己经受的“家庭暴力”至今仍混混噩噩，她认为“不出血就不算受伤”。“他本应该老死的”，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这是许林芳最大的愿望。

　　在杀死丈夫前，许林芳的一生只是在做一件事——逆来顺受。

　　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许林芳仍像许多旧时中国女性一样，名字不详，面容模糊。村里人叫不出她的全名，他们一般称她“许二”，她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

　　2014年12月26日凌晨，不堪打骂的许林芳先是用木棍打破了丈夫周德军的头，然后又在打斗中掐死了他。

　　这场杀人事件的奇特之处是，死者的父兄不仅谅解了凶手，还组织村民写联名信，为她求情。在比A4纸略小的信纸上，300余字铺了半页，这是第一份提及许林芳20年婚姻生活的文字记录。

　　151名村民的签名和红手印盖满了两页半信纸。他们认同信里的陈述：“死者周德军性格怪异，喜欢喝酒，经常闹事……”周德军的兄弟和邻居还知道他喝了酒就打老婆孩子。

　　根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调查，有24.7%的受访女性在婚姻中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有7.8%的农村妇女明确表示受过配偶的殴打。这意味着，在中国的3.3亿乡村妇女中，有一个绝对数量十分庞大的群体像许林芳一样生活于恐惧中。她们散落在广袤中国的各个角落，把伤痛掩藏在屋门后。

　　但还有一些女人——许林芳也是其中之一——甚至无法被反映在这7.8%中，因为她们所处的环境和她们自己，都对“关起门来的暴力”缺乏知觉。在未出人命前，村里大部分人认为周德军打骂妻子没太大不妥，包括许林芳自己。“不出血就不算受伤”，在许林芳的记忆中，被打得“起包”是经常的，但出血的次数，还好，不算太多。

　　7月17日，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的许林芳回到了家里。家，仍是那座凶案发生的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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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5年嫁到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团结村，许林芳就一直和周德军住在这座土屋里。

　　父母看中周德军家的原因之一，是这里的地比许林芳家的更平更好。但团结村的土地也不十分平整，这里是四川东南丘陵、山区地带，与贵州省接壤。

　　土屋是周德军的爹周老头年轻时盖的，现在被三座二层的砖房环绕，其中两座分别是周德军的三哥和五弟的。在周围砖房的映衬下，土屋像一个放错了时代的异类：从公路上俯视，一半的瓦已没了；进入房屋，墙壁上有许多纵向的裂缝，有的可以塞进两三根指头；凹凸不平的墙上有不少洞，晚上写完作业后，许林芳的小女儿“周四”会拿着电筒照进洞里，找老鼠玩。

　　多年来，自己的土屋一天天破败，而兄弟门的新房陆续将土屋合围，这让周德军心里很不平衡。五弟修房子的时候，周德军因为老五的新房和土屋的间距很小，气得拿着刀赶兄弟，镇上的警察来调解了好几次。

　　周德军在修房这一农村男性最重要的活动上的无力，有部分身体原因。根据法医鉴定，他常年患有肺气肿。死前，他一直瘦骨嶙峋，否则许林芳也很难掐死他。由于贫穷，他没有好好治过病，他的几个兄弟一直以为他得的是肺结核。他也读过几年书，但具体读到几年级，在他死后，家里上下十五口人便都说不清了。

　　这样一个身体孱弱，文化知识贫乏的农村男人几乎没什么挣钱的门道。他平日里在镇上跑摩的，但出车并不勤，时常在茶馆里打牌或看黄色录像。

　　虽然身体虚弱，但他不能停止喝酒。他对许林芳说，喝了酒后，就舒服一些，胸膛没那么痛。

　　因为不能停止喝酒，他便不能停止“酒后发疯”。喝高了之后，他有各种妄想，其中之一是兄弟要来抢他的房子。两年前的一天，喝了酒的周德军坚持认为老五要来霸占土屋里的石仓。平时瘦弱的他竟然气得把石仓上的隔板砸了下来。周老头过来劝，周德军对着老人的腿一阵乱踢。

　　当无法通过“修房子”来树立地位和声望后，周德军找到了别的渠道。在大儿子8岁时，他让许林芳摘了环，给他继续生孩子。周德军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钱，我有人！”

　　于是，这座全村最贫穷的土屋里又陆续诞生了周二、周三、周四和周五，他们现在分别11岁、10岁、8岁、7岁。但周五已经不能叫“周五”了，不到1岁时，他被抱给了九支县城的一对夫妇。

　　然而土屋依旧拥挤，6个人只有两间卧室。周德军和3个儿子睡一间，4人挤一张1米5的床。许林芳和小女儿睡在另一间，这间卧室连着猪圈和厕所，由于没有门板相隔，房间里总有一股猪圈的味道。

　　就是在这间气味刺鼻的房间里，许林芳杀死了周德军。他死掉时，除了被抱走的老五，所有儿女都站在他的尸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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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遍土屋，只有许林芳十几年前的两张旧照。照片记录了许林芳难得的笑容：那时她抱着才3岁左右的大儿子，深目高鼻，上翘的嘴角旁有两个酒窝，乌黑的长发向后梳成一个马尾。

　　在岁月磨掉了年轻时的清秀后，那双粗壮坚实的腿，逐渐超越黑发和酒窝，成了她身上最使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多年来，这双腿承载着一家人二亩地里的农活。丈夫周德军是从来不干农活的。

　　即便已经年过40，许林芳仍对自己的生活懵懵懂懂。自己到底是在18岁还是19岁遇上周德军的，许林芳说不清楚。因为不识字也不识数，她对很多时间、地点记忆模糊，她不知道自己多高、多重，也不知道年轻的时候辗转的那些工地、塑料花厂、耳机厂、电子厂、手袋厂、皮鞋厂……在哪些城市。

　　也许正是这种懵懂成就了她对不顺心和痛苦超人的接受能力。

　　大概19岁的许林芳第一次见到周德军，他很瘦，穿着一件松垮垮的灰色西服，烟不离手，走起路来甩肩摆袖。

　　婚还没有正式结，周德军就开始威胁她：“你再出去打工必须和我一起去。你要是不跟我一起，我见到你就下你胳膊，下你腿，看不到你就打你妈。”

　　除了屈服于威胁，许林芳想不出别的办法，在和周德军一起打工的第3年，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1995年，她回乡生下了儿子，和周德军领了证。

　　“话不多，老实。”这是亲戚、邻居对许林芳的印象。在接触过她的人扩大到律师、法官、妇联工作人员后，对她的形容词还多了农民不常使用的“木讷”和“麻木”。

　　对难以想象的暴力，她没有失声痛哭过。在20年的婚姻中，除了这次致命的反抗，她很少对周德军还嘴、还手。

　　对值得欣喜的事，她也没有开怀大笑过。在泸州市看守所里，当她被告知合江县公安局给她大儿子打了20000元救助款的时候，律师没有看见她笑。在合江县人民法院，当她听到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的判决结果时——对“故意杀人罪”来说，这是一个较轻的量刑——法官也没有看到她有什么明显的表情。

　　她被外人看到的最激烈的表情就是那种无声的哭泣。在开庭前见到半年未见的4个儿女时，她就是那样哭。她的孩子们也继承了这种哭法。她站在法庭的隔离带里面，几个孩子在隔离带外，相看无言，只是默默流泪。末了她说了句：你们在家要听话。

　　许林芳还具备常常和“老实”并列出现的“勤快”。周德军在家就是吃饭、喝酒、睡觉。许林芳承包了所有农活和家务。她一般6点起床，给周德军和几个孩子做好早饭，然后下地干活。有稻子的季节种稻子，不忙稻谷的季节照看地里的蔬菜。不论是怀着孩子时，还是在剪完脐带三天后，许林芳都要干活，给周德军烧火做饭。

　　看守所里，许林芳也是最勤快的一个。夜里女囚们要轮流值4个班，每班两个半小时。许林芳帮人值班，一次30块钱。这钱也不是想挣就挣，是房里的“大姐”看她老实、勤快，给她的机会。

　　但许林芳的“老实”和“勤快”却无法从丈夫那里换来怜悯和基本的尊重。只要喝完酒，他就无端打骂她。想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就跑到许林芳屋里，许林芳说女儿还在这儿，周德军嚷着“你是我婆娘……”又是一阵拳头。

　　只有在喝到不省人事的时候，周德军不会打人。他烂泥一样瘫在床上，有时会小便失禁。许林芳就给他换裤子、换被褥，帮还没醒的周德军擦拭一把瘦骨。

　　回忆起过往的生活，许林芳说自己没有哪一个阶段是快乐的。只有在一些瞬间，心里感到稍微的满足：比如孩子好好吃饭或写作业的时候，比如丈夫没喝酒，安静地坐在那儿，甚至帮自己添一把柴火，或给她夹一些瘦肉的时候。

　　她难得一次向他人也向自己敞开心扉，是在判决以后。一直关注此案的合江县妇联从泸州市请来了一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从下午3点到6点，在妇联的办公室里，许林芳对着这位素未谋面的60多岁老太太吐露了多年的苦楚。咨询师对她说：你要哭就哭出来。这次许林芳不再是默默流泪，而是声泪俱下。

　　经过一番努力，她勉强回想起了生活里的一点乐趣，自己有两个小小的爱好：织毛衣和唱歌。

　　靠在土墙上，她有点羞涩地唱起了《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插曲《渡情》：“西服(湖)美景三月天……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来相会(手难牵)……”她唱的词不太准，脸上第一次流露淡淡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