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刊文谈“主动交代”：对抗调查是错上加错

　　最近，一位纪检干部在中央纪委网站在线访谈节目中提到，他和有问题的中管干部谈话，大多数人都承认或者新交代了问题；有一位干部在谈话的时候只承认修改年龄的问题，后来又主动拿着书面材料来到中央纪委，要求当面交代其他问题。

　　近来，中央纪委网站时常出现这样的消息：

　　主动交代？这是怎么做到的？

　　对组织忠诚，主动交代，是党内生活中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党组织发现了问题就对干部及时提醒警告，红脸、出汗；干部有了问题就主动向组织交代。

　　对党组织忠诚老实，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入党誓词里有八个字——“对党忠诚”、“永不叛党”。入了党，你就是有组织的人，对组织忠诚不忠诚，考验的是党性。

　　忠诚，体现在很多方面。最起码的一点，你得做实诚人，跟组织说老实话。习近平总书记说：“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不能信口雌黄。”从认真履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到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按规定向组织报告，再到有问题主动向组织说清，这都是党内的规矩，是检验一名干部是否合格的试金石。

　　现在，各级党组织都在探索实践“四种形态”，充分发挥谈话函询在处置问题线索中的重要作用。打个比方，如果群众举报反映了某个干部的问题，或者发现了某个干部的违纪苗头，党组织会先把他叫来谈话，跟他亮明政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干部自己把问题交代清楚。

　　干部要做的是什么？——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诚心诚意与组织交心，实事求是讲清情况。

　　对抗组织调查，就是错上加错

　　现实中，有些违纪党员干部面对组织的调查，“机关算尽太聪明”。比如贵州省六盘水市商务和粮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万昌思。2015年7月，在市纪委找万昌思谈话时，他拍着胸脯说：“我没有收受钱物，也没有以权谋私。”可话一谈完，他就去找行贿人，退还现金，将收条时间提前到2012年7月。第二天行贿人就告诉市纪委：“以前记错了，送给万昌思的3万元他早就退了，我当时还打了张收条给他。”可是本该在万昌思手上的收条，却到了行贿人手里，在经验丰富的调查人员面前却成了证据。

　　更甚者，比如深圳市水务局原局长张绮文。在深圳市纪委调查他时，他与涉案包工头订立攻守同盟，约定“打死也不会出卖兄弟”。后来张绮文又从办公室保险柜中将大量银行卡、存折、对外借款借条、投资协议、相关银行凭证、股票账户信息等财产证据材料取出，藏匿于岳母家中卧房的床底下。调查人员来办公室带走他时，他将自己的常用手机交给调查人员，又偷偷将口袋中的另一部手机丢到走廊的花盆之中。调查人员将张绮文丢弃的手机打开一看，其中有一条发出的信息：“我怕我顶不住，要做好走的准备。”张绮文后来交代，该手机专门用来“搞关系”、“找门路”，他当时已经考虑用张润成的身份出逃了。

　　这样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机关算尽又如何，只是把自己推向更深的悬崖。最终，等待他们的是党纪国法的严惩。

　　犯了错怎么办？相信组织、依靠组织

　　“听着主谈领导一条条列出自己的问题，觉得既丢人又生气。”

　　“我感觉自己是被人诬陷了，心里觉得很委屈。”

　　“当时我有两个顾虑，一是自己作为一把手，如果承认了收过一定数额的礼金，今后怎么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二是我在本单位干了很多年、和群众打成一片，现在这么多干部接到举报需要上交礼金，如果我来做这个事情，当事人会不会认为我吃里扒外、过河拆桥？”

　　这是一些领导干部初被谈话时的“内心吐槽”。诚然，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是个很艰难的过程，心里的坎儿迈不过去，就很容易产生侥幸心理、抗拒心理。

　　但随着谈话深入，他们终于弄明白一个道理：“组织找我谈话、了解问题，不是要把我一棒子打死，而是要把我拉回正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惩，是为了治。任何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不讳疾忌医、固执错误，以致达到不可挽救的地步，都要让他把病治好。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就改善莫大焉。犯错了，多大的事都要主动找组织讲清楚，在组织的帮助下把问题解决掉，争取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如果遮遮掩掩、说问题跟挤牙膏似的，或者想尽办法瞒天过海，就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错上加错！

　　“四种形态”不光是纪委的任务，也是说给全体党员听的。党委、纪委把握运用“四种形态”，党员干部就要积极配合“四种形态”，形成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有问题就主动交代的良性氛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张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