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3成大学生曾遭性骚扰或性暴力 媒体:不做沉默的铁狮

　　面对性骚扰， 不做“沉默的铁狮”

　　9月26日是“世界避孕日”，中国计生协会发布的《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2015)》显示，在17966名受访大学生中两成以上有过性行为，超三成表示曾遭到性骚扰或性暴力。

　　从性别区分上来，男生略多过女生，34.8%的女性曾遭遇过性暴力或性骚扰，男性人群中这一比例为35.6%。

　　逾三成受访者称曾遭到性骚扰或性暴力，这是个不低的比例，也是令人倍感沉重的现实。前不久北师大学生康宸玮《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谈及了60个同类案例，可佐证性骚扰确属常见。“沉默”二字，耐人寻味。被骚扰者几乎都保持了沉默，康宸玮认为，正是这种沉默或无效的不沉默，助长了骚扰者的气焰。

　　不知中国计生协会的报告有没有言及受访者在被骚扰后的反应，是默默忍受还是愤而反抗？是忍声吞气还是公之于众？如果是前者，则让人悲哀。早在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时，“性骚扰”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如果“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尽管如此，多年来性骚扰并未绝迹，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机构愈演愈烈。究其因，当事人被骚扰后往往选择忍受，由于种种无奈，不敢与对方撕破脸皮。即便怒而抗议，并采取法律手段，也未必就能讨回公道，常以败诉而告终。之所以败诉，在于举证难。由于谁主张，谁取证，而不是举证责任倒置，这就导致取证极难，维权不易。更可悲的是，如果有人维权，反而遭受围观，甚至有认为受害者自己不检点。

　　维权难，不止取证难。调查显示，被骚扰者维权时面临四大困境：一是立案困境，二是归责困境，三是举证困境，四是索赔困境。每一个困境都让被骚扰者无力、无奈，从而打退堂鼓。其实，以取证难为例，不独我国，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也面临这一难题，不同的是他们在这方面的立法比较健全，而被骚扰者的权利意识又比较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有统计显示，性骚扰者绝大多数有家室，其中，67%是上司，其余是熟人、朋友、长辈。这种身份的可确定性，却是被骚扰者的最大阻力。要么害怕被报复，要么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还有不想让自己曾卷入性骚扰的事实引起公众的注意，如此多的原因，导致被骚扰者常常选择息事宁人。

　　如何遏制高发的性骚扰现象？除了完善法制，比如在打破归责困境阶段，就可扩大责任主体的追究，用人单位应对职场性骚扰承担雇主责任，还应该落实相关法规和制度——2012年，国务院制定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指出，“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也就说用人单位必须负起责任，为女职工免于性骚扰提供保障。有学者认为，防卫空间应当具有四要素：区域性、自然监控、印象和周围环境。如果在这些方面发力，性骚扰行为势必减少。此外，还可以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对有性骚扰前科的人，应公开曝光，提醒其周边的人注意。

　　更重要的是，被骚扰者一定不能选择沉默，一定要注意收集证据，一定要态度坚决不让骚扰者得逞。对自己的最好保护，就是勇敢拿起法律武器。不做沉默的铁狮，才能享受更广阔的权利呵护。 (作者是资深时事评论员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