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遏止电诈须技术防堵和追责两手都硬

　　引爆舆论的准大学生徐玉玉等人遭电信诈骗猝死案余波未消。在广东省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再度关注电信诈骗的源头问题，呼吁通过立法和责任倒逼等，促使电信运营商加大安防投入，强化技术防堵，切实承担经营者的社会责任。

　　资料显示，近年民众因电信诈骗年损失约200亿元，仅广东一省2014年被骗的金额就达15亿元。有些人家甚至终身积蓄被骗子席卷一空。如果说此前还只是骗财，但去年准大学生徐玉玉等3位年轻人的殒命，则使其由谋财升为“夺命”之害。

　　为呼应社会关切，国家加大了打击力度，公安与银行、电信等机构携手联防，如手机实名制、警银联动快速冻结、银行转账延迟到账等，这些举措对遏止电诈泛滥成效显著。据统计，去年有关部门月均拦截诈骗电话1.4亿次，仅前10月，全国破获电信诈骗案9.3万起，为群众挽回损失48.7亿元。

　　尽管如此，电信诈骗并未销声匿迹，有些地方电诈发案率虽大幅下降，但仍呈高发态势，且很快出现了各种“升级版”。在警方的拦截中，有些受骗者宁信骗子也不信警察，有的是警察想堵都堵不住，因一时无法联系受害人……

　　显然，面对嚣张的电信诈骗，相关治理与防范呈现出一定的被动与无力感，民众财产依然遭受着被骗劫的威胁。而声势浩大的打击电诈“人民战争”，也靡费着公共投入，加大了社会运行成本。如果不能从技术上封堵电信诈骗的源头，电诈之害非但不能根除，还可能将社会拖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就事论事，电信诈骗就是利用网络技术漏洞而实施的“智能化犯罪”，如借助伪基站，发布诈骗短信、病毒等，或从国外向国内拨打改号电话。而据介绍，按目前的通信技术，这些伎俩是能凭借技术手段拦截的。但这面临两个难题，一是需更大的技术投入，企业是否愿承担这“额外负担”；二是企业是否舍得抛弃既得利益，一年800多亿条的国外改号电话打入，对运营商来说，恐怕是难以割舍的“肥肉”。

　　看似技术问题，背后却是利益、责任等诸因素的纠葛。这些矛盾不解决，即便现行的防范措施，也会变腔走调。如实名制乃防堵电诈的利剑，若百分百实施，以电话接入为源头的电诈九成以上或会消失。但事实上眼下的实名制水分甚高，不少是冒用他人身份证所开，有的甚至一个假冒身份证开出几十上百户头。即便如此，类似明显可疑的号码，也可通过相应手段封杀。但为何却任由其作恶呢？其深层原因无疑值得拷问。

　　在电信运营商对电诈该承担何责的争议中，有种观点认为运营商无需担责，并引高速路经营者不应为车祸担责为证。但交通事故若是缘于道路质量及维护缺位，管理方肯定难辞其咎。同理，电信运营商同样须为客户提供安全使用的保障，明显有技术漏洞或缺陷的服务，理应像普通商家一样为消费者担责。

　　其实，在近年银行卡被盗刷的官司中，每每有消费者告赢银行，倒逼银行加速银行卡技术升级，这为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显然，无论电信或银行，商家本应能堵住的技术漏洞却疏于防范，致使消费者利益受损，就须承担责任。若商家拒绝承担，就应通过立法或制度上的责任倒逼予以约束。显然，要彻底斩断电信诈骗产业链，没有运营商在技术和责任上的高度配合，一切都可能徒劳无功。

　　（作者是本报首席员阅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