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毕业生拨穗是大工程 高校校长体力不支被扶下场

　　毕业多年，我仍记得当时给我拨穗、与我握手合影的那位校长，额上已经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手也显得略微无力，但脸上还是一视同仁的笑容，把我的帽穗从右边拨到了左边，宣告了我这个非杰出毕业生的正式毕业。

　　虽然我是个文科生，但我的大学是著名理工科大学，做什么事都效率极高。据说当年“非典”，隔壁大学一夜之间外地学生跑了一半；我校学生也想跑，可发现一夜之间，拥有7个校门和数不清小通道的学校已经封校了，封得严严实实，从食堂到澡堂都实行军事化管理。整个“非典”期间，我校学生们的日常就是挂着身份牌，躺在情人坡上看花落，没出任何差错。

　　如果说这是前辈们流传下来的传奇往事，那么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的高效率，在毕业季时得到了集中表现——毕业典礼上，5位校长，要给几千个本科毕业生和几千个研究生拨穗，还要一一握手，然后对着架在面前的照相机，笑！

　　这是一项大工程。算下来，每位校长要在两天内“过手”2000个学生。尽管学校已经设计了流水线的流程，每个学生所花时间不过十几秒，但对校长来说，仍然是数个小时。校长们年纪都不小，夏天的体育馆空调不给力，学生们都太兴奋欢脱。终于，有一位校长体力不支，被暂时扶下场，换上来一位精力充沛的替补校领导。毕业生们，请继续！

　　整个上午，体育馆里都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和当初入学时一样快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播放的背景音乐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毕业生就像成熟的庄稼，等待收割。花了6年换来的毕业证和学位证，都揣在书包里，仿佛能换来一个锦绣前程。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都相信，毕业典礼是一个浓墨重彩的结束与开始。

　　全校性的毕业典礼结束后，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爸爸妈妈很高兴，特地从千里之外的老家赶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与爸妈合影，与老师合影，与同学合影，连被你一度恨得咬牙切齿的那个“教务老师”，此时都显得和蔼可亲。我毕业了，所有人都很高兴，包括那些也许永不再见的人。

　　我很早就知道，终有一天，我会怀念大学。但就算让我回去，毕业的时候我仍然会笑得没心没肺。毕竟，这也许是你人生最后一次，无论出身、分数、财富、长相等内外条件如何，学校都能给予你一视同仁的对待。不会因为你考了年级第一，就让你多握几分钟手，不会因为你马上成为CEO，校长就让你多摆几个pose。等你毕业，校庆时再回学校，杰出校友和非杰出校友就有分别了。

　　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毕业典礼结束的当天，我就开始搬家，从寸土寸金的“宇宙中心”五道口，搬到房租便宜的北五环外。大行李都上了搬家车，我拉着最后一个小行李箱，走出宿舍，顺手就关上了门。在幽深的宿舍走廊，只有行李箱滚轮与地砖的摩擦声，我慢慢地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一直到出了宿舍楼大门，门禁合上的那一刹那，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曾在大脑中预演过很多回，该以什么姿势离开学校，是踌躇满志，还是依依不舍？但没料到，结果竟是如此寻常，寻常到像只是放暑假一样。我不想哭，也不想笑，只是觉得水到渠成。大概经历了一整天狂欢式的毕业仪式，该来的都来了，剩下的，只有无边的寂静和难测的未来。

　　时隔5年，我坐在桌前，敲着这篇文字，面前正有气无力转着的电扇，还是我当年上学用过的那个。想来，学校又要举行毕业典礼了，不知道，校长的手是否依然颤抖，背景音乐是否依然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斌斌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