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呼吁：救援失踪儿童应成为公民义务

　　关注度低、响应预警率低影响“全民反拐”成效，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呼吁

　　救援失踪儿童应成为公民义务

　　谢文英

　　近年来，中国公安机关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动“全民反拐”，组织专项行动化解打拐难点，跨国合作铸就打拐战线，逐步构建起一张严密的社会安全网，让“天下无拐”不再遥远。

　　2016年12月中旬，福建省南安市一居民被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当街抢走3个月大的儿子。报警后，案发地周边群众的手机很快就收到了被抢男婴信息的推送，孩子的体貌特征和嫌疑人的监控画面也随即通过微博广泛传播。仅7小时后，涉案的6名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被抢男婴得到解救。

　　男婴的迅速找回，得益于2016年5月上线运行的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这个被誉为中国版“安珀警报”的系统，能够第一时间将儿童失踪信息通过新媒体和移动应用终端推送给周边群众，协助公安机关尽快找回失踪儿童。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宇华教育集团董事长李光宇专门提了这样一份建议。

　　李光宇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美国在2005年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应对儿童失踪的紧急响应机制“安珀警报”。2006年，美国国会通过WARN法案拨款资助“无限警报系统开发”。目前，“安珀警报”已成为在国际上具有很强影响力的儿童失踪紧急响应机制，包含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在内的22个国家已建立类似“安珀警报”的社会机制。

　　“安珀警报”通过无线紧急警报向失踪儿童所在区域人群的手机自动发送儿童或犯罪嫌疑人信息，通过警方和民众协作的方式，对失踪儿童进行快速救援，失踪儿童找回率高达97.7%。

　　2015年，民间公益组织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设立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以微信为主要运作平台对失踪儿童的救援模式进行探索。2016年，公安部推出“儿童失踪紧急发布平台”，接入新浪微博、支付宝等移动应用，向使用移动应用的公众发布失踪儿童讯息。但是，李光宇通过调研发现，我国主要的失踪儿童紧急救援平台目前所取得的成效值得肯定，但仍存在受关注度低、接受信息人群的响应预警率低等问题。

　　“首先，失踪儿童信息传达给公众的渠道受限，使公众参与快速救援较为困难。”李光宇说，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以微信为唯一的救援载体，公众号关注者授权平台获取其地理位置即可收到失踪儿童信息，目前尚未有寻找到失踪儿童的案例，影响力小成为其发挥平台效力的阻碍。2016年11月16日上线的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二期在原有以微博、高德地图为载体的基础上新接入了支付宝、手机淘宝、腾讯QQ、百度、今日头条、滴滴出行等新媒体和移动应用，进一步扩大了接收失踪儿童信息的人群基数，但手机用户在使用移动应用时，主动禁止消息推送与禁止获取其地理位置的普遍现象，使得失踪儿童信息的传播受限。

　　“其次，缺少针对性的制度保障，潜在的信息接收人群担心隐私受侵犯而抵触失踪儿童紧急救援平台获取其信息。”李光宇表示，在2013年央视“3·15晚会”上，复旦大学移动互联网数据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对330款热门手机软件进行为期半年的监控，检测结果显示，58%的软件会泄露用户隐私，并用作商业用途。缺少制度约束下的移动应用不规范操作致使用户对其的信任度缺失，为失踪儿童信息的传播增添了困难。

　　2016年8月1日，国家网信办发布《APP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规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收集位置信息、读取通讯录等。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户对移动应用的信任危机，但针对失踪儿童救援这一紧急性、快速性的工作，还需设立专门的法规进行完善。

　　为尽快促进完善失踪儿童紧急救援机制，李光宇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将失踪儿童紧急救援平台接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基本实现参与救援人群全民覆盖。针对中国目前的失踪儿童紧急救援平台受关注度低的问题，可促进我国三大通信运营商与紧急救援平台进行项目合作，一旦确认儿童失踪，紧急救援可通过新媒体、移动应用发布信息，同时，三大通信运营可将失踪儿童的信息、照片通过短信或彩信的形式发送至失踪儿童所在区域的所有用户，使参与救援人群数量最大化，以实现快速救援。

　　第二，制定专门法规规范移动应用供应商、明确义务接收信息的人群。义务接收信息人群在使用移动应用时无法禁止失踪儿童信息推送。进一步规范移动应用开发商，基本杜绝移动应用供应商利用用户信息用作其他用途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明确失踪儿童信息的义务接收人群，义务接收人群将在第一时间收到消息通知，使救援失踪儿童成为公民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