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戏精”的较量

　　本报记者 任珊

　　“我有精神病”

　　“我睡不着，一闭眼能看见老太太，还有骷髅……”

　　“我常听到隔壁有一男一女说话，听不清说什么，我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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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某一进门，还没坐稳，就絮絮叨叨地说起来。

　　付培鑫没说话，瞟了一眼李某。

　　李某赶紧低下头，片刻，又偷偷抬眼看了一眼付培鑫。

　　去年的一天晚上，李某因为琐事与别人发生争执，竟持刀将对方杀害。十天后，李某主动投案。其家人说，案发后李某双眼发直，就带他到精神病院诊断，结果是“分裂症，建议住院治疗”。但李某家属提供的病历上，却没有病情描述、精神检查，也没有医生签字。

　　李某又被送到付培鑫这儿，进行精神鉴定。

　　“投案时，他描述案情细节，挺清楚的呀，交流也没问题……” 付培鑫琢磨着，又瞅了眼李某，李某又在偷看他。

　　“主动暴露症状，症状有些夸张，有表演成分……”付培鑫心里有了点儿谱，开始专业心理测查。

　　300多道题测下来，通过伪装精神障碍识别模型一分析，发现有两个伪装因子分值明显增高，十个临床量表数据，九个都异常增高……“几乎所有症状都出现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比真精神病人还要疯！” 付培鑫有了结论，“李某在有意伪装。”

　　综合测查和判断，付培鑫给出明确鉴定意见：“被鉴定人实施违法行为时精神状态正常，辨认和控制能力存在，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看着眼前的鉴定文书，李某再不抬眼偷看了，承认诈病。

　　没病装有病，轻病装重病……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心副主任付培鑫的“对手”大多是“戏精”，期待通过装病，逃避法律责任。而付培鑫的任务就是识别真伪。

　　鉴定中心在首都机场的东北方向，一座不起眼儿的二层小楼，楼里也就台电脑算是科技设备，甄别真伪，更多的是靠眼睛，靠观察。“许多病是装不出来的，见得多了，也就能感觉出来了。” 付培鑫笑了笑，“想在我们面前没病装病，还是挺难的。”

　　“火眼金睛”没多神，千锤百炼，也就练成了。

　　1999年，从湖南医科大学(现中南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毕业的付培鑫进入北京市安康医院(现监所管理总队)工作。他很知足，因为一下子实现了两个梦想：既能当救死扶伤的医生，又能当警察。

　　2008年，付培鑫被调任司法精神病鉴定岗位，他很兴奋，因为又一个梦想实现了——能“破案”了。

　　想要鉴定万无一失，做“功课”是必须的。

　　每例鉴定前，付培鑫都会仔细翻阅被鉴定人的案卷材料，讯问笔录、调查资料和医院的就诊病历，一样也不漏。

　　然后，就是察言观色，寻找蛛丝马迹。这时，就算是心中有了答案，也不能轻易下结论，还要结合专业测量量表进行分析。

　　写鉴定报告更要严谨，“鉴定报告是法庭上的重要证据，一定要措辞准确，逻辑严密，要经得起推敲。”付培鑫说。

　　三年前，外省市某地，王某因妒忌，仇视社会，杀死多名同事。该案影响很大。外地办案机关委托北京市公安机关对嫌疑人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案子到了付培鑫手中。

　　“我同事针对我、议论我，导致我人际关系紧张，没法完成工作，所以我对他们发过脾气，动过手。”王某说，发案前的几天，脑子很乱，“我去当地专科医院就诊过，医生说我精神异常。”王某还拿出了就诊病历和证明，付培鑫一看，病历和证明是很多年前的，王某果然曾有过精神病史。

　　那作案时，王某到底是不是处于发病状态？

　　付培鑫花了大量时间了解案情，梳理案件脉络，又和鉴定小组成员驱车赶往当地，走访多名王某同事。

　　“他平时表现正常，能胜任工作。”“和同事也没发生过言语肢体冲突。”王某的同事说。

　　“我儿子没病，正常着呢。”王某父亲说。

　　付培鑫又到医院走访，发现案发前几天，王某并无就诊记录。

　　王某的谎言被戳穿了。这次鉴定用了半年时间，付培鑫写出的鉴定报告达两万余字——“被鉴定人案发时精神状态正常，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这份记录得到法院采信，杀人者终被法律严惩。

　　“青光眼”，是这次鉴定留给付培鑫的“纪念”。医生告诫他，如果再过度用眼，会有失明的风险，而且是不可逆的。

　　“医嘱”对于付培鑫的作用，只是按时吃药，案子来了，他该怎么干，还怎么干。“鉴别‘疯言疯语’，把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这是我的责任。”付培鑫说，与“戏精”的较量，很过瘾，他要屡战屡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