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兵：37年记录“慰安妇”幸存者

　　张双兵：37年记录“慰安妇”幸存者
　　共找到133位幸存者目前在世却仅剩4位 称这件事填补了历史做得值得

张双兵

　　近日，湖南岳阳新发现两位“慰安妇”幸存者。如今，中国在世的“慰安妇”幸存者只有十余人，随着时间推移，人数还将越来越少。

　　37年间，山西的乡村教师张双兵，一共发现了133位“慰安妇”幸存者，他被人们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而这133位“慰安妇”幸存者，绝大部分都已经谢世，“现在在世的老人只有4位了”。

　　今年66岁的张双兵，同样满头银发，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他用人生最宝贵的30多年去做“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记录，张双兵说：“对做这件事的意义，我说不上来，但是我觉得做得值得。”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丹

　　曾经，在山村小学当老师的张双兵除了当一名“优秀教师”的理想外，还有一个文学家的梦想。为了他的文学梦，他曾在孟县西部地区创办了乌河文学社，与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研究文学。

　　但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秋天，一位在谷地里捡谷穗的老妇人，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如果没有去做详细的调查，只知道她们是慰安妇而已，有谁会知道，她们在战争中有过死里逃生的劫难。而且在此之后，她们的身体和心理上都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疤。”张双兵说。

　　有的老太太实在太苦了

　　张双兵家住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一个离县城40多公里的偏远山村。1982年，他遇见了侯冬娥，“那是深秋，我在隔壁高庄村小学教书，有一天下午看到一个老人跪在地里收谷子，非常可怜”。

　　出于同情，也出于好奇，张双兵想知道侯冬娥的故事。但一次又一次，他来到老人家中采访，老人却始终没有说。“你的心我明白，可我不能说。”侯冬娥这样对张双兵说。

　　直到10年后的1992年，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报道。报道中说，中国受害者包括劳工和“慰安妇”，都可以向日索赔。

　　“她刚一开口就嚎啕大哭，哭了快一个小时，我也跟着哭。一天之后，她才真正说出埋在心底几十年的话。”

　　广州日报：你一共调查到多少位“慰安妇”幸存者？

　　张双兵：近两年社会对“慰安妇”幸存者关注减少了。在电影拍完的时候，那时我找到了127位幸存者，近几年，又增加了6位。有的老太太太苦了，都是她来找到我，将她的身世向我诉说。近些年的幸存者都不是我主动去找了，而是她本人或她的家属找过来。目前我一共调查到了133位“慰安妇”幸存者，如今在世的只有4位了。

　　多次诉讼，均被“驳回”

　　1992年8月7日，张双兵将7个中国“慰安妇”的控诉书递到了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控诉书却石沉大海。

　　在相关民间团体的帮助下，1995年，他组织5名受害者将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1996年，第二批2名受害者起诉。1998年，第三批10名受害者起诉。张双兵陪同她们远渡重洋，走上日本法庭。

　　然而，在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中国“慰安妇”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广州日报：这些“慰安妇”幸存者的家属是不是一开始反对你的调查？

　　张双兵：是有这种情况。但这个情况并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才有，现在也有，什么时候都有。

　　有时家属会情绪比较激动，就是反对把她妈妈的名字、肖像播放出去，特别是在电视台播出了之后，有些子女就找过来和我说这个事情。但找过来的都是子女，老人一个都没有。

　　他们过来就是责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就说，我们当初的想法是好的，还曾经到日本要求赔偿打官司。大家都是为了向日本政府索赔，让日本政府赔礼道歉，我们的初衷是一样的。

　　证据：村里人都知道

　　此后，从侯冬娥的口中，张双兵获得了一连串名字——陈林桃、李秀梅、张小妮、张二妮……

　　作为小学教师，张双兵只能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来作调查。“一开始是骑自行车寻访，最远的时候曾经骑车30多公里。”

　　1998年，为了方便调查工作，张双兵花了好几个月工资买了一辆摩托车。“我的收入和时间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其中，家人一开始不理解，学校觉得我‘不务正业’，社会上也有反对的压力。”

　　广州日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老人或老人的家属去主动找到你诉说自己的身世的？

　　张双兵：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有。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调查，到了1992年的时候，才正式公开。那个时候有一位老人叫万爱花，她就是主动来告诉我的。

　　当时，我给万爱花写了一封信，我是这样写的：我听说，你被日本侵略军强暴过，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愿意说，我就过去找你，如果你不愿意说，我这句话就当没有说过。

　　她接到了这封信之后，马上就从太原到我们这个山沟沟来找我了。从那时开始，每年都会有类似的情况。

　　广州日报：这些老人来找你，或者你找到的这些老人，是否需要一些证据提供给你，或提供给日本的法院？

　　张双兵：证据的话，由于日本侵略军抓这些女人到炮楼里，往往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十个人八个人，是一大批，村子里面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抓了谁家的姑娘，谁家的媳妇，这都知道。你如果问村里说没有，就是没有，如果问有，往往就是村子里都知道的。

　　现在就不大一样了，因为那时候这些“慰安妇”幸存者都是六七十岁，不少了解情况的村里人都还活着，但现在活着的已经很少了。

　　每次有人去世会悲痛数日

　　每一位老人离世，张双兵都要为她们写一篇悼文。去年7月24日，曹黑毛老人离世，享年96岁。

　　他在悼词中写道：“曹黑毛老人，1941年秋天，当时只有19岁，被住进圭村据点的日本鬼子抓进了据点，受尽了折磨，不幸她怀孕了，然而，日本鬼子继续折磨她，直到流产。两年过后，更不幸的是她再次怀孕，这一次，逃脱了魔窟，回到家里。母亲嫌丢人，把她安排在一个山洞里，想尽办法把孩子打掉，受尽了百般折磨，孩子出生了，母亲把这个‘孽种’扔进了河里。曹黑毛失去了生育能力，直到快50岁的时候，才抱养了两个孩子，养老送终；曹黑毛老人去了，我非常痛心，我没有讨回这个公道，我愧对于她。”

　　广州日报：如今你和山西在世的4位“慰安妇”幸存者接触多吗？

　　张双兵：我们打算4月份的时候再去看看她们，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同仁一起。这些年来，纪念馆也提供了挺多的帮助。

　　上一次在春节以前，曾经去看过她们，我一般都是三五个月就会去看一下她们。

　　这4位慰安妇幸存者都不是我家附近的。去年7月，我家阳泉的最后一位“慰安妇”幸存者曹黑毛老人去世了。

　　广州日报：老人的去世是不是对你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

　　张双兵：她们去世之后，我们的人证就没有了，尽管她们的证据还在，但是对日本政府来说，压力就小了。

　　广州日报：除了证据，对于你个人来说，是否也是一个痛苦的经历？

　　张双兵：这些老人去世了，我心里面会感到非常悲痛，去一个，我的心里头就悲痛好几天。就是在她们去世之前，我就担心，给她们看病、慰问，唉，因为都是九十多岁的人，身体也不好，去世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

　　这件事做得值得

　　2015年10月13日，目前最后一位实名诉讼日本政府，要求其公开谢罪、赔偿的日军暴力性侵受害者——“慰安妇”张先兔在盂县西烟镇西村家中病逝，终年89岁。

　　一次次的败诉，让张双兵十分痛苦，“跟那些老人一样，没法诉说啊”。

　　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张双兵烟也越抽越多。在说话的间隙，张双兵总是会忍不住咳嗽起来。他低沉的说话声，和不时的哀叹声，让人听起来情绪有些低落。

　　这些年来，他自费收集采访山西多地的“慰安妇”受害者资料，协助发起对日本政府的诉讼，多次出席国际“慰安妇”会议，并参与《二十二》《大寒》《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等多部“慰安妇”题材电影的拍摄。

　　广州日报：你还有没有继续进行调查的计划？

　　张双兵：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我刚刚也说过了，这些人年纪都大了，就算是找到当事人，这么大年纪了，她也很难说得清楚，而且其他的佐证也几乎没有了。

　　我打算在这两年，把这些年收集的历史证据统筹下来，再出一本书。

　　广州日报：从1982年开始到现在37年了，是什么支持着你这么多年做这件事？

　　张双兵：从1971年开始当老师，2013年退休，今年已经66岁了，也有亲戚朋友问过这个问题。关于做这件事的意义，我说不上来，但是我感觉这件事情做得值得。不管如何，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把它揭开了，也记录下来了，也算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我们向日本政府也提出过索赔的要求，尽管日本政府不愿意赔偿，我们败诉了，但是这件事引起了国际范围的关注，我们并非毫无所得，我觉得应该为受害者做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