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喆：改革的三个成本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关键期。改革带来的阵痛，教许多人很不适应，雪雪呼痛者有之，疾疾质疑者有之，默默不快者有之。不仅如此，有一些人甚至形成了在此间的消极或抵抗态势，同时也希望动摇和消减其他人的改革信心与动力。

　　然而，中国到了今天，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到了今天，攻坚克难在所难免，攻坚克难到了今天，破旧、立新、完善、稳定的过程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历史趋势使然，是历史规律使然，逆历史者，必将惨遭历史淘汰。

　　改革的三个成本

　　什么叫改革？就是改变规则。规则改变，利益格局改变，使社会整体福利重新安排布置，向着整体最优前进。

　　知易行难。

　　改革难，因为改革也要面对很高的成本。

　　首先是沉淀成本。改革之前的社会，未始不能运转，这种运转，有社会长期的投入。一部法案、一个部委、一个企业，都是整个制度过去的投入，要改变。能舍得？对于个人而言，也是一样。一个在某企业工作了半辈子的人，不谈收入等等，此人的青春年华生命精力何尝不是投入，这种沉淀成本怎么能够拿走？一旦机制变革，他怎么能够轻易接受？

　　其次是机会成本。改革能成功吗？没人能准确预测。市场如此变幻莫测，历史又注定宏大无情，改革说起来简单，改革细节的确认谈何容易，谁能够保证改革没有风险？慢说那些所谓“既得利益者”一定反对，因为他们的高收益是当前不完善的制度造成的。即使那些正当获得利益的人，他们也会衡量，即使当前状况虽然不满意但是也能说得过去，而未来有许多不确定性，他们就很大程度上拒绝变革。

　　最后，还有进入成本。新制度的实行需要时间。这期间，一定有需要适应的地方，也有需要调试的地方，大家都要花时间、精力学习新系统，进入新角色。因此，通常在社会中实行新制度，开始的时候都是增加社会成本的，甚至效率降低，必须等到磨合期过后，才能够达到初始设定目标，有助于社会稳定和高效。

　　从沉淀成本看--改革必须进行

　　从历史看，沉淀成本既然可能成为壁垒，我们就更应该审慎审视，作出改革时机的正确判断，避免社会成本发生更多浪费。

　　中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全世界为之侧目。成绩背后，有沉淀成本，成本背后，有历史沉积下的忧患。

　　中国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基于“黑白猫”理论，这与中国的发展背景与基点有很大的关系。当时，中国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不久，人们无论在思想、财富或者生活动力上都处于较为“断档”的阶段。“黑白猫”的提出，如果将之与当时中国许多政治及外交政策的定位相对应来看，它们有着极为相同的基础，就是“搁置争议”，而目的也都是一个，“积极发展”。

　　那也是一次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将社会、经济等结构统统改变，有些是即刻见效的，比如农民的积极性马上提高，城市的下海大潮风起云涌。有些则是慢慢形成的，比如农民工成为城市成员，民营企业成为就业主力。

　　那也是一次不够真正的“结构性”改革，不论是因为历史局限，还是前瞻局限，由于对于思想、理论等的“搁置争议”，对于良好市场秩序和规范的建设始终处在或明或昧或有或无的灰色散漫中，当农民工真有一天提出他们并不想当农民或农民工，当民营企业真有一天提出他们不但要成为就业主力而且要成为社会主力时，“争议”已然“搁置”不住。

　　成本的沉淀固然需要考量，但是当扭曲也随之沉淀，到了一定地步，扭曲所需的成本已经或者即将高于正常成本，如果不下定决定清除积弊，继续沉淀就只能是往积重难返的路上走。负担越来越重，路却越走越窄，多重和冗余“成本”的继续“沉淀”拖累只能将社会发展压垮。因此，改革必须进行。

　　从机会成本看--改革必须进行

　　从现实看，机会成本是一种相机成本，是机遇也是挑战，这取决于改革筹谋和苦干的决心与智慧。

　　社会发展都伴随不断的裂变和新生，选择都从未也不可能停止，静止极度暂时，改变长期存在，而相机选择是一种生存方式。机会成本无所不在。

　　经济发展势必改变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使得旧有规则难以适应或者包容新态势，于是社会需要相应的变革。比如工业革命后农民进城妇女解放，比如互联网蓬勃后跨境购物跨境恋爱。

　　情形不同在于社会发展进度与改革进度的缺口上。例如，科技的突破常常是长年累月的厚积薄发，但是社会未必准备得那么充分，待到科技成果喷薄而出，人们享受的福荫和混乱一样多，就需要社会“急急如律令”的规范建设，来维护社会的崭新秩序。而财富积累也有同理，但是总体而言会相对较慢，对于社会整体形态和格局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如果秩序建设具有前瞻性，能够直接跟上或者超越于前，则改革是渐进的。

　　中国遇上了两种情形的合体。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在不断改革，但确实因各种原因有不少落后于社会变化的沉疴。而在此时，全球化带来的市场大联动和大震动，以及互联网带来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给了全球所有国家极大的冲击，管理变得愈加困难。

　　在此现实场景中，谁能独善其身？

　　既然社会进步永不休止，改革就是一种事实存在。机会随潮流而来，规避意味着最终的失败，对于机会成本，最好的方式是面对，是在有机会的时候就进行谋划。惶恐的等待，不如沉静的计算，精致的计算，更需要坚韧的实干。与其硬等错过窗口期而增加机会成本，不如苦干抓住机遇期获得真正实效。

　　从进入成本看--改革必须进行

　　从未来看，进入成本总是暂时的，关键是在于改革后能否有利于社会发展。

　　当前改革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社会效率的提高。社会效率提高必须调动社会中所有人的积极性。当前改革所针对的最重大问题之一就是低效运转，无论是几乎困扰近十年的产能过剩，抑或僵尸企业的存在，资金利用收益率低下等。其背后是激励机制的扭曲。所以改革就是，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让人们可以在此间各展所长、各尽其力，市场才能有动力源泉，社会流动性才永不间断，则市场活力源源不断。这就是社会效率提高的内生基础。

　　二是整体福利的提高。整体福利不仅仅是整体财富的增加，也包括财富的公平分配，以及这种分配带来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财富再造效应。在金融市场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内幕交易、欺诈行为成为市场毒瘤，小部分人财富增加，但长久而言，损害了市场信用，导致市场的萎缩，所有人都会为之受损，整体福利水平肯定会不断下降而非提高。因此，改革就是，进行合理的监管，保证市场公平和效率的平衡，保持市场均衡点的选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这是整体福利提高的核心。

　　三是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伴随生产力提高的社会发展难以为继。生产力的提高往往是理论、自然、科技等多种思想和技术交织、激荡、迸发的综合结果。这既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社会的激辩，既需要资本的激进刺激，也需要资金的耐心等待，既需要不设限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需要严格法规的针对性和保护性。我们的改革，要将这几个方面都结合起来，才是生产力提高的关键。

　　进入不容易，但为了更为稳定和繁荣的将来，必须进入改革。

　　后记

　　改革需要共识。中国如今的地位已经迥然。中国的经济问题不但只能由内生动力解决，而且还肩负着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责任。

　　改革需要时间。改革要破除种种难关，各种“成本”阻拦于前，但只要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就必须让路。

　　改革是必然。改革之事，不是你想改不想改就能改或者不改，而是必须改，你不改，就改掉你。

　　改革是历史。改革从来是历史的产物，我们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也会推动我们。当某个时刻我们与历史对视交织，往往就是历史转折点的形成。

　　这就像是在时间的河流上前行，唯有拿出勇气和智慧而已，保持坚韧，因为没有回头路可言。 特约作者：万喆（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