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企业，活在公益与商业之间

　　广东社会企业，活在公益与商业之间

　　曹军和十几名喜憨儿家长众筹成立了国内首家为心智障碍者提供就业的洗车中心。图为喜憨儿正在工作。

　　受访者供图

　　社会企业，是指以商业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2004年被引入国内以来，在实践领域长期处于空白阶段。

　　近年来，随着“加强与创新社会治理”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公益者和企业家在探索社会创新模式时，开始尝试以企业的手段来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边界日渐消融，“社会企业”作为新的组织形式在国内蓬勃发展。

　　广东省作为社会企业发展较早的地区，仅2017年通过中国慈展会认证评定的社会企业就超过35家，总数居国内第一。近年来，广东社企也从早期照搬国外、香港经验到如今初步探索出适合本土的发展模式，在以可持续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专公益还是专企业？”

　　——商业模式能够让公益产生更加持久长远的效果

　　拥有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历史学和环境学学士学位的深圳海归创业者罗易，毕业归国后创办了社会企业“老土文化”。罗易说，留学期间她在美国参与了很多公益项目，认识到通过商业的模式能够让公益产生更加持久长远的效果。

　　广州807创新空间负责人陈欣也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在为广东初创社会组织做公益人才培育时发现，想要维持运转，就需要开拓商业的途径。

　　作为聚焦青年公益创业的社会组织，807创新空间同样也要面对“专公益还是专企业”的抉择难题。陈欣告诉记者，目前807选择将公益和商业项目严格地区分开，即原有的公益项目仍按照原来的社会组织模式运作，新推出的商业项目由另外注册的商业公司运营，财务完全分开，“公益归公益，商业归商业，目前很多公益人比较认同这种转型模式。”

　　商业为社会组织赋能

　　——“社企热”反映了当前社会组织面临转型的迫切需求

　　“社会企业在国外已经有多年的发展经验，但在国内仍然算是一个新名词。”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负责人夏璇告诉记者。社创星是中国第一个在民间出台社会化企业认证办法的组织，三年来中国慈展会已对超过730家企业和机构开展认证，其中通过认证的社会企业有125家。据夏璇介绍，今年的社会企业认定也正在进行中，申报的企业和组织数量再创新高。

　　在夏璇看来，当下国内的“社企热”并非是赶时髦、蹭热度，而是反映了当前社会组织面临转型的迫切需求，“社会组织向社会企业转型，就是用商业的手段对公益人才进行再次赋能。”夏璇说，“广东这几年来发展出了很多社工组织，在社区建设、临终关怀等领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能把这些自发的队伍用商业化的模式组织起来，就能在公益上做出‘增量’，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成为社企，标准谁定？

　　——要具有明确的社会目标并且有可行的商业模式

　　“如何去认证一家社会企业？在我们这里，简单来说就是三点：明确的社会目的（须写进企业章程）、工商登记、能够实现稳定的经营性收入。”顺德社会创新中心副总干事程华伟介绍说。

　　近年来，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相继开启了社会企业的认证探索，而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最早做出了社会企业认证评定的探索——2014年，顺德社会创新中心出台了全国首个地方性社会企业标准和扶持政策，并于2015年开始了首次认证评定。截至2017年年底，共完成了14家社会企业的认证，涵盖公共安全、文化教育、社区营造等领域。

　　“2015年通过认证评定的社会企业只有3家，我们发现制定的标准太严了。”程华伟说，当初在制定认证标准时，对社会企业的利润分配作出了相当严格的限制，“我们要求社会企业的利润分红不能超过总额的三分之一，而事实上，这几年来大多数社会企业连盈利都难以实现，分红限制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后来我们放宽认证限制，只要具有明确的社会目标并且有可行的商业模式，就可以被评定为社会企业。”

　　“我们希望能够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企认定模式。目前，我们对于社会企业的认定主要聚焦在‘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和‘如何探索商业模式’上，这是当下社企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夏璇说。

　　不能用公益的方式做企业

　　——产品和服务始终是最重要的部分

　　如何能够做出顺应市场的社会企业，是不少社企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然而，对来自于企业转型从事社会企业的人来说，生存下去，似乎没有那么困难。

　　“37000”，深圳喜憨儿洗车中心员工活动室里挂着的电子屏上显示着一个时刻变化的数字，记录着3年以来洗车行提供洗车服务的次数。这里的十几名洗车工都是不同程度的心智障碍者，每年却能为超过1万辆车提供洗车服务，顾客的回头率超过了60%。

　　曹军是深圳喜憨儿洗车中心的老板，也是洗车行里十几名“喜憨儿”共同的父亲。3年前，为了给患有心智障碍的儿子找一条未来的出路，曹军和十几名喜憨儿家长众筹成立了国内首家为心智障碍者提供就业的洗车中心。“国内1200万的心智障碍者，能够实现就业的不到5%。”

　　曹军告诉记者，选择做洗车行，正是考虑到了喜憨儿们相比于其他残障人士有身体健全的优势，“洗车的动作其实很简单，如果拆分成步骤的话，他们都能够完成。”

　　“在商业的逻辑里，情怀只能作为附加品，并不能当饭吃。顾客来我这里是为了洗车，不是出于同情。”出身企业家的曹军对于社会企业盈利模式的探索有着明确的问题导向，“产品和服务始终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我最重视的部分。”

　　“只要能保证社会目的不偏移，任何商业化的探索我觉得都是可行的。”夏璇希望，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社会创新领域，并逐渐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系副教授、尤努斯社会事业和微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萌：

　　社会企业应谨防“公益搭台，经济唱戏”

　　南方日报：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推广社会企业模式的意义在于哪里？

　　赵萌：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能够很好地解决中国当下的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养老、弱势群体救助、教育等。过去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证明，一些社会问题如果采用企业的模式，反而能够得到很好解决，甚至比传统的公益慈善机构解决得更深刻、更有持续性。

　　南方日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企模式应该包含哪些要素？

　　赵萌：我认为在中国，社会企业应该涵盖两个要素：一是社会目标的优先性；二是服务领域，不能重复做政府和企业的事情。除此之外，我认为目前国内的社企认证模式还需要一个明确的退出机制。在社会企业的实践中，确实出现了很多企业偏离了原有的社会目标，变成完全以逐利为目的，造成“公益搭台，经济唱戏”的情况，对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没有多大帮助。

　　南方日报：国家当前是否有必要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对社会企业进行规范化的注册认定？

　　赵萌：我认为国家对社会企业的规范和引导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需要防止出现“一刀切”和过于简化的情况。对注册认证的尺度把握不当，很可能会导致很多优秀的社企被拒之门外，也可能会有不少商业企业被纳入进来。这种具体的甄别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是很难实现的。现阶段我觉得类似深圳、成都、北京等地正在推行的地方性社会企业认证是比较可行的方式。特别是目前成都市推行的社会企业认证，是委托中国慈展会进行认证，再由政府进行监督、授牌，政府在其中只起到监督和引导的作用，避免了“一刀切”的情况，我觉得这种模式值得借鉴推广。

　　南方日报记者 吴阳 徐勉

　　统筹：徐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