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没山野中的元代八思巴文遗迹(组图)

元代八思巴字文物鉴别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图)

八思巴文专家包祥教授:八思巴蒙文并不难学(图)

专家：发掘整理元代文物刻不容缓

　　听说过八思巴文的人本就不多，见过八思巴文实物的人恐怕更少，为此次报道，记者展开了八思巴文遗迹发现之旅，收获颇丰。

　　隐没山野中的八思巴文圣旨碑

　　听闻北京平谷的太后村曾经有一座大兴隆禅寺，如今寺庙不在了，却完好地保存着北京地区唯一一通元代八思巴文圣旨碑，记者在地图上找到大体位置后便驱车前往。没想到穿过平谷县城一路往北却总是不到太后村，每次问路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还往北。”继续开了约10公里后终于找到了太后村，只见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橙黄色的“小灯笼”挂满树梢，瞬时抹去了秋日的萧瑟。

　　村子依山而建，向上爬了几步，记者便碰到了推着老伴晒太阳的张老先生。张先生今年70多岁，是村里的贫困户，但知道的典故可不少，而且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位亲眼见过大兴隆禅寺的人之一。听闻记者来意，张先生断断续续地讲道：“这个庙原来叫‘藏经庙’，据说藏有从顺义某个寺庙搬来的经卷，我们只管它叫‘大庙’。庙可大了，我小时候还经常在庙里跑着玩呢……传说萧太后就是在我们这儿出生的，是一个姑子的私生女，所以我们这儿叫‘太后村萧家院’……你找的那两块石碑‘文革’的时候推倒了，前几年政府又重新立起来了。”

　　顺着张先生指的方向，记者继续向山上攀爬。离岔路口不远处，两通石碑孤零零地矗立在大山之中，尽显沧桑。走近一看，两通石碑连同仅剩的一个龟趺底座一起被圈在栅栏里，栅栏外有一小碑，上书“平谷区文物保护单位大兴隆禅寺碑刻（元代）——平谷区人民政府立，二〇〇二年九月”，再无详细说明。两通石碑一高一低，高的那通一面阴刻汉文，碑额篆书“皇恩特赐圣旨译本”——正是记者要找的圣旨碑！正文为楷书，磨损得很厉害，将近一半碑文无法辨认。仔细阅读后发现是元代白话文，虽然有些拗口，但不难明白意思。绕到石碑另一侧，一整篇八思巴文赫然入目。与碑阴的命运大不相同，除了行间的几个弹孔，碑阳整篇刻石保存完好。也正是通过八思巴文，学者得以将碑文的汉文部分补充完整：　　

　　靠长生天的气力，托大福荫的护助，皇帝圣旨。

　　向军官们、士兵们、城子达鲁花赤、官员们、来往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圣旨里说道：“和尚们、也里可温们、先生们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兹按以前的圣旨，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向在大都路所属蓟州平谷县瑞屏山的兴隆寺、净严都老法严寺等寺院的太章老兴觉二人颁发了收执的圣旨。在他们寺院、房舍里使臣不得下榻。向他们不得索取铺马、祗应，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抢夺寺院所属土地、河流、园林、碾磨、店舍、铺、浴堂等一切物品。他们也不得因持有太章老兴觉二人收执的圣旨而做无理的事。如做岂不怕？

　　圣旨，马儿年六月十二日写于上都。刘嗣正书。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八思巴文专家照那斯图考证，“马儿年”应为至元三十一年，即1294年，立碑时间则为大德三年，即1299年。

　　记者又将目光移到了旁边矮一些的石碑上，这通石碑两面都是汉文，碑额篆书“大兴隆禅寺创建经藏记”，看来之前张老先生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根据碑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八思巴文专家蔡美彪在其所撰《平谷元兴隆寺圣旨碑译释》一文中推断，大兴隆禅寺的建寺时间可以追溯到辽末金初。

　　虽然通往山顶的路还没有修好，从城里自驾车来此过周末的游客仍是络绎不绝，然而当他们爬山经过石碑时最多瞥上一眼便大踏步前行了，没有人会凑过去细查究竟，更不要说绕到背向山路的那一面去读八思巴文圣旨了。看到记者趴在栅栏边细读碑文，不少游客都露出诧异的表情。记者不禁感叹，这通石碑当初身世如何显赫，如今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了。

　　在石碑旁几米远处，有几眼方方正正的石井，石井已经干涸。一位中年村妇向记者解释：“这儿原来有个‘龙潭’，这几口井是50年代末挖的，引的就是‘龙潭’的水。地质学家说这儿是风水宝地，‘两山夹一嘴，不出金子就出水’。”

　　村妇姓刘，40多岁，经常在附近砍荆条编篮筐，不久前在这里遇到了一位专门来看八思巴文石碑的老先生，听他讲了一些关于石碑的事，看到记者一直在石碑旁徘徊，便凑了过来。“你看这个碑上雕的是水龙，另一个上面雕的是火龙”，刘女士像专家一样为记者讲解道，“抗战的时候八路军曾经藏在村里，日本人就把村子连庙一起给烧了。”

　　环视四周，大兴隆禅寺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记者在石碑附近的山上转了好几圈，希望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山间小路的草丛中，记者发现了残损的八角形经幢盖、柱础构件和沟纹砖，只能借此想象禅寺当日的繁华了。

　　从山上下来，看到太后村村委会还亮着灯，记者就走了进去。村委会主任张先生闻讯赶来，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村里的情况：“我们村1300口人，现在村委会出钱修路，想发展农家乐，开发旅游。村里也找了专家正在给兴隆寺写书，为旅游做宣传。碑上提到的‘瑞屏山’我们这儿叫‘平顶山’，传说当时萧太后要在山上建‘望海楼’，可惜还没建成就死了。”

　　700多年前的圣旨碑在沉寂多年后竟可以发挥余热，成为村里的旅游招牌，这恐怕是当年的立碑者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吧。

　　藏身寺庙的变体八思巴文箴言

　　根据八思巴文变体研究者乌力吉白乙拉的提示，记者来到位于呼和浩特旧城区的大召和席力图召寻找八思巴字遗迹。“召”在蒙古语里是“庙”的意思，“大召”这个名字是个汉蒙混合词，是该庙的俗称，意为“大庙”。走进大召，立刻感受到了藏传佛教寺院的金碧辉煌，无论是庙宇还是佛像都令人叹为观止。一路向里走，记者发现大殿一律采用藏式门面，寺院整体却是中原建筑结构，很有民族文化融合的味道。来到了最深处的经堂，乌力吉白乙拉曾告诉记者，八思巴字就在经堂的大门上。记者上下左右细细寻找了一番，却没有发现一个八思巴字，只看到了屋檐上横写的藏文。因为八思巴文是根据藏文创制的，难免相似，记者不放心，走到屋檐下一位眯缝着眼睛晒太阳的中年喇嘛身旁请教：“请问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文字呀？”“是藏文。”喇嘛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庙里有八思巴文吗？”喇嘛诧异地看了记者一眼，摇摇头说：“这个不知道。”

　　疑惑中，记者又来到一路之隔的席力图召。明万历年间，三世达赖受邀到蒙古东部各部传教，这是历史上藏传佛教第二次进入蒙古，这座喇嘛庙就是为迎接三世达赖的到来而修建的。三世达赖圆寂于呼和浩特，其转世灵童——后来的四世达赖是蒙古人，当年岁数小，只得由西藏高僧抱着坐床，“席力图”就是“法座”的意思。席力图召比大召小得多，也不如大召气势恢宏，但汉白玉覆钵式白塔和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写的康熙征噶尔丹纪功碑记载了它的辉煌。四处寻觅，记者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八思巴字，问经堂里的喇嘛，他确定地说屋檐上写的是藏文，还为记者读了出来；金色的转经筒上也刻着文字，问寺里的导游，她说是梵文。那八思巴字又在哪里呢？

　　赶紧请教乌力吉白乙拉教授，他坚持八思巴字就在经堂大门的门框上，看记者疑惑的样子，他提出和记者一同去乌素图召。乌素图召也建于明万历年间，是席力图召的附属寺之一。车开到呼和浩特西北部郊区，一座大山兀然伫立，山脚下便是乌素图召了。没有大召的金碧辉煌，乌素图召主调为罕见的灰色，外墙斑驳脱落，大门紧闭，朴素而苍凉。

　　乌素图召住持乌日查个子不高，穿着与普通人无异，与记者想象中的住持形象相差甚远。他带我们从旁门进入寺庙，庙内并不见一人，甚至没有喇嘛，房屋有些破旧，像是很久没有修葺过了。“现在寺里有多少喇嘛？”记者问道。“有十几个，”乌日查答道，“香火鼎盛的时候曾经有200多个喇嘛呢。”到了经堂门前，乌力吉白乙拉兴奋地指着门框两侧的“花纹”对记者说：“你看，这就是八思巴字变形体。”记者定睛一看，原来那不是花纹，果真是八思巴文！记者问乌日查是否能够读懂，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这个我可不懂。”乌力吉白乙拉告诉记者，这里的八思巴文转写的是藏文，意思是“佛的三宝（即身、语、心——记者注）永驻”。以记者看来，这里的八思巴文与对联的功能相似，既起装饰作用，又有一定的含义。走进经堂，里面的大佛像金光闪闪，威严而华丽，与外面破旧的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问了住持才知道，原来政府刚刚出资将佛像修缮一新，整座寺院的修缮也指日可待。

　　住持又带我们参观了其他几个院落，每个院落都有一间经堂，门框上都刻着同样的八思巴字，里面供奉的却是不同的佛像。在一个小院子里有一棵1725年种下的菩提树，被寺里的喇嘛称作“神树”。乌力吉白乙拉虔诚地用额头轻触树枝，他告诉记者这是在祈福，祈祷家人安康、祖国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