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颐武：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依赖文艺

　　七十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两个根本问题，提倡和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投入革命斗争实践，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的优秀作品。

　　在以后的七十年中，这一方针一直都是中国文艺工作的基本原则，并且因此诞生了无数优秀的作品。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凸显的是中国在现代性道路选择中的话语权问题，它不仅仅是文艺工作的指南，更是中华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一个现代性国家的建立，不是少数人认同，而是必须得到底层广大民众的认同才行，而取得民众的认同，需要的正是文艺。直到今天，一个国家中广大民众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仍旧有赖于文艺的作用，而这，也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变的意义。”

　　文艺解决话语权的问题

　　北京晨报：七十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在当时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

　　张颐武：在更宏观的历史中来看，这篇讲话不仅仅是对文艺创作的理论的指导和改变，更重要的是，它凸显出中国在现代性道路的选择中关于话语权的问题，是关于中华民族要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方向问题。

　　北京晨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张颐武：是的。通过笔杆子，通过文艺的力量，解决话语权的问题，动员底层民众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之中。所以说，它的影响，不仅是在文艺界。

　　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北京晨报：从忽视民众到发现民众的力量，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张颐武：从一百七十年前的鸦片战争起，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最大的危机到来，这一场全国性的、关系到所有人存亡的战争，也把现代性的迫切需要凸显出来。在这个时候，扭转民族的命运、建立现代国家其实是一体的，而要完成这两个事业，必须动员所有的底层民众。但是怎么动员、如何表述才能被民众认同？这一点军阀没有，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只有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并且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把现代国家的意识普及到普通人中间，把原本少数人懂得的东西传达给所有的民众，这是前人从未做到的事情。

　　北京晨报：七十年后的今天，又如何在其中获取文艺工作的方法？

　　张颐武：到了当今社会，各种环境和情况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问题也完全不同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即怎么样感召国民参与到国家的发展之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有足够的民族凝聚力，需要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怎么样获得它，仍旧是要感动所有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在今天依旧是中国文艺发展的思想资源。怎么做才能感召民众，是我们今天仍旧要学习的。

　　文艺不仅仅是社会的记录，也是真正发挥民众动力的方法。七十年来，中国文艺的发展沿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路线蓬勃发展。而七十年后，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更加多元而复杂的时代里，文艺又该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

　　张颐武说：“文艺感召国民，树立国民的现代观念，这不仅是中国文艺的特点，也是所有现代国家的规律。相比七十年前，当今社会环境已经有很多变化，不同平台、不同群体、不同代际，乃至不同文化之间交融、交锋都给当代文艺提出了新的问题，而要解决这跨平台、跨群体、跨代际、跨文化的问题，其实不必他求，七十年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仍旧是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所需要学习的。”

　　民众认同离不开文化

　　北京晨报：今天，我们已经走上现代化之路，七十年前的思想如何指导当今社会呢？

　　张颐武：诚然。今天我们对文艺、对社会的认识变得更加宽广，社会环境也与当初不同。七十年前，我们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寻求民族的独立自主、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方法。我们当今是处在一个全球化状态之下，寻求民族和国家的崛起与发展，再谈文化、文艺，确实需要一些更加灵活，让当今的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但是其方法根源是相同的，即要感召民众，树立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加强民族凝聚力。

　　北京晨报：为什么根源是一样的？

　　张颐武：因为这个规律是现代国家的共同规律，只要是现代国家，就一定要有。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也是如此。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凝聚力，一个国家的民众如果缺乏对国家的认同感，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一定是缺乏生气的，是缺少发展的力量的。而凝聚民族之力，获得民众的认同，需要的正是文化的力量。比如美国的好莱坞，它总是在宣扬主流的价值观，但是在形式上却又非常丰富，利用最先进的技术，紧跟社会最先锋的变化，所以，它总是拥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因此应该重视国民教育和大众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主流价值是发展的动力

　　北京晨报：具体来说如何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体现在当今社会生活之中？

　　张颐武：我想有两个方面的体现。第一体现在国民教育之中，文艺、文化感召民众、影响民众，首先要坚持主流的价值观，比如爱国、公正等等。主流的价值观影响着一个社会发展的方向，一个缺少主流价值，或者主流价值不能彰显的社会，无疑是没有发展的动力的。其次，也要跟随时代的变化，适应时代的需要，更加多元和灵活，认识国情的变化，学习当代的社会发展的经验的方式，扩大对公共政策的讨论等等。也就是说其方法在随时完善。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描述的，其实正是文化、文艺的重要功能。

　　北京晨报：那另一方面的体现呢？

　　张颐武：另一方面，就是在大众文化中的体现。大众的状况，比如情绪、思想、生活方式等等一直都在改变，前现代与现代不同，过去和今天不同，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大众文化要保持持久的活力，也需要更加灵活的方式。过去喜闻乐见的，今天可能已经司空见惯，所以需要紧跟社会发展，时代变化的脉搏，让人们保持对大众文化的兴趣，促进大众文化的积极方面的发挥。

　　大众文化的改变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今天的大众文化，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变化？

　　张颐武：近几年来，中国传媒业乃至中国社会的生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化”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互联网时代，在一个小村庄发生的事情也许很快会爆炸成为全国性的新闻。而经济发展造成的全国化则表现在三四线城市或西部地区的飞速发展上。一个小人物突然就会扮演一个非常大的角色，一个小村庄的事情就变成了全球主流媒体议程设置里面的关键问题。

　　北京晨报：那么，在文化、文艺中如何体现这种变化？

　　张颐武：这就需要了解当今社会的特点，从社会现实出发，掌握社会的动态，适应社会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诸多方面，比如社会的、生活的、技术的等等，这都是需要学习和认识的。也是文化能够为基层民众服务、获得基层民众喜欢的前提。

　　四个变化四个跨越

　　北京晨报：具体来说，这种变化体现在什么地方？

　　张颐武：当代中国的文化与传播正面临着四个“跨”的变化，首先是“跨平台”，原来的平台都是以纸媒、电视媒体、电子媒体为中心，而现在媒体议程的设置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媒体互联网决定。网络对日常生活的改变越来越明显，不论是网络购物还是网络社交，都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形态。媒体跨平台怎么去做，怎么去应对成为传统媒体遇到最大问题。

　　其次是“跨群体”。互联网增进互相了解，但另一方面可能也加剧了冲突和矛盾。它造成了很多新的群体裂痕，比如精英和草根、贫与富……企业的公关成本，政府机关的公关成本都在极大地增加。第三个是“跨代际”。80后、90后是中国在市场经济下成长的第一代，未来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会非常巨大。这也会改变中国社会的结构，从而造成创意产业、文化产业整个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未来首先是由年轻人发动的。第四个是“跨文化”。中国的价值观究竟怎样去阐释？怎么样跨文化地把我们的价值观，把我们的诉求，把中国人在一百年的民族奋斗中间产生的价值，传统中国的价值融合进来进行合理地阐释，让人去接受，也是一个挑战。

　　从走转改了解国情世情

　　北京晨报：今天，传播技术高速发展，对于传媒来说，又如何体现文艺服务的根本原则？

　　张颐武：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登上社会的舞台，一线媒体的从业人员中，80后，90后越来越多，特别是新媒体中，普遍年轻化。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因为时代的原因，可能对国情的复杂性、历史的艰难性的了解都不足。因此，他们需要从工作中一步步了解到更加全面，更加真实的世界。目前，我国新闻战线在进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其实也正是让这些年轻的从业者一步步认识中国、认识世界。也只有真正全面地认识了国情世情，才能更有责任感，承担起文化传播的责任。

　　北京晨报：对于国情、世情，应该如何认识？

　　张颐武：最重要的是要全面地认识国情世情。对于国情，第一要认识历史，了解我们过去的艰难。现在有很多人觉得民国很好，但是对于民国那个民族危亡的时代我们的苦难的屈辱了解不够。第二要认识现实，不仅认识到我们当今的发展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同样也要认识到我们还处于现代化建立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需要社会的更进一步才有可能解决。要了解中国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对于认识世界，第一，不能只把眼光放在欧美那些发达国家，也要看看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如我们是金砖四国之一，和我们并列的，也是几个新兴国家，相比而言，我们的发展也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第二，要认识到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我们知道，那些发达国家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才达到现在的程度，他们也曾经和我们一样，面对过污染、社会福利等等诸多复杂问题。

　　北京晨报：全面认识国情世情有什么作用？

　　张颐武：其作用使我们能够真正抓住时代发展的脉络，为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正确方法，也使得文化能够更容易被民众喜欢和接受，发挥文化、文艺的感召力，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最终推动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更好完成和发展。

　　晨报记者 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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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