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文艺创作依靠“生活”和“人民”两个支点

　　白 烨

　　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重温《讲话》的重要精神，回望《讲话》与60多年来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深刻联系，对于我们在当代文学与文化的事业建设中，铭记历史的经验，把握活跃的现状，迎向光辉的未来，都不无一定的助益与现实的意义。

　　《讲话》在文艺方向、方针上的重大意义

　　《讲话》因为内容广涉新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党对文艺的要求与方针、文艺的基本原理和创作的客观规律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发表后，在当时的解放区与国统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仅直接催生了延安文艺运动的风起云涌，而且日渐成为革命文艺事业的思想纲领。全国解放之后，《讲话》的精神得到了普遍的贯彻与长期的坚持，《讲话》的地位也得到了高度的敬重与全面的尊崇。自1950年以来，《文艺报》与《人民日报》等，都会在每年的5月23日发表纪念《讲话》的重要社论，并根据当时的文艺现实状况，着重阐发其中的观点与论述。因此，《讲话》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渗透之深、影响之大，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讲话》确立的文艺“为着人民大众”，“基本上是为工农兵”的基本方向，虽在不同的时期，或强调“人民大众”，或突出“工农兵”，但都是在这样一个大方向与总框架下持续运行。

　　在经历了十年浩劫进入新时期之后，文艺界在批判和清算“四人帮”的文艺流毒中，同时进行了政治上拨乱反正和思想上正本清源的工作。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同时开展了对于以《讲话》为主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反思，毛泽东的《讲话》中一些为实践证明是普遍真理的部分得到了坚持与弘扬，而其中一些为后来的现实证明只适合于当时实际已不适用于变化了的文艺的一些论述，如“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等，则予以了一定的修正与延展、补充与丰富。这样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实事求是原则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以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讲话，高度强调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的三个基本关系，并特别指出要尊重“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这些论述在其主要方面，都是在毛泽东的《讲话》的基础之上，对长期以来人们有所忽略的基本观点与主要精神的再度阐发与重新阐扬。因此，也可以说，毛泽东的《讲话》与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有着极为密切的精神承继和内在联系。而二者在新的文艺形势下的有机融合，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文艺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

　　这种在文艺方向、方针上的新的变化，在文艺特征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上的新的调整，促使人们文艺观念的适时更变，文艺视野的进而拓展，从而大大地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使新时期之后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无论是从文学的长足发展看，还是从艺术的极大繁荣看，这样的正确思想导引下思想解放与观念新变，起到的作用都极为昭彰显著，带来的变异也更加蔚为大观。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文学与艺术，真正走向了人们多年来热切期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两个基本论点对于文艺创作的内在指引

　　当年直接参与了《讲话》定稿的整理工作的胡乔木，就曾说过：“《讲话》主要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一个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为什么“不可动摇”，因为是规律之论，经验之谈，是为丰富的文艺实践所不断证明的真理性的原理。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回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发表后，在各界人士中产生了极大反响。郭沫若曾就此谈到，“凡事有经有权”。意思是说，任何事情都有经常性道理和权宜之计策，不能一概而论。对此，毛主席听到后高兴地说：郭沫若说的“凡事有经有权”，“这个道理是对的”。“凡事有经有权”，是深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方法，也是毛泽东正确的思想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之一。在当时的抗战时期，独立自主地抗日是“经”，国共合作抗日是“权”。《讲话》里所讲的“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是“经”，文艺“服务工农兵”，“从属于政治”是“权”。“有经有权”，才能因时制宜，才能通权达变，它实际上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另一种体现。

　　在“十七年”间，文艺创作在政治化的社会背景和风风雨雨的历史进程中，总会有所进取，总能有所收获，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牢牢记住了这样两条基本原理，并把它融化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当时的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中，以“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青山林”(《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等为代表的经典性作品，主要集中于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两大领域，原因就在于这些年富力强的作家在充分地占有生活和创作葆有人民性的两个方面，都具有着独步一时的突出优势。吴强、梁斌、杜鹏程、曲波等作家，经过了战争的考验与战火的磨练，对于革命战争的人民性、革命战士的英勇性，都有着身临其境的切身体验和深刻体味，他们立足于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感受，首先“写自己最熟悉”的，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再作典型概括与艺术提炼。可以说，他们是从艰苦的战争与战斗生活中滚打出来的，而他们的作品是实实在在地从他们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另有一些作家，从根据地时期起，就以介入农村工作的方式深入农村生活，长期“泡”在群众之中，尤其是农民之中，目睹了农村的新变，了解农民的心理，如赵树理、马烽、柳青等。他们是有着农村背景的知识分子，写作农村题材，他们驾轻就熟，而且有话可说，并以写作的方式和作品的样式，为新农村造影，为新农民代言。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文学在进行理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同时，所以能在短时期内由“伤痕文学”开始文学创作上的复苏，也是因为作家艺术家直面新的生活现实，关注人民的精神状态，注重文学创作与时代情绪的联系与互动。当时，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于无声处》、《丹心谱》为代表的话剧创作，在拉开“伤痕文学“序幕的同时，也让文学与艺术作品接触到地气、触及到人心。当时的文学批评在评说“伤痕文学”时，有两位重量级评论家所说的两句话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朱寨的“从生活出发”，陈荒煤的《伤痕》“揭示了人们心上留下的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上的伤痕”。这样两句话的意思，其实也是当时文艺界人士共有的心声的表达。此后的文艺创作，就是凭靠着“生活”和“人民”这样两个基本点，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开始了一个主潮接续一个主潮的波澜壮阔的持续演进，并以日益走向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丰赡发展，再造了当代文学更胜于十七年时期的新的辉煌。

　　进入新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文化环境和文学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产业化、传媒化、网络化、娱乐化的联袂而来和交织影响，使文学现状呈现出多而不精，繁而不荣的复杂状态，文学发展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生活为根”、“人民为本”的两个基本理念与理论要点，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要依靠“生活”和“人民”两个支点，通过接地气和近民心的行之有效的基本功，来保持定力，获取助力，增强自信，迎接挑战。

　　链接：延安文艺座谈会背景与缘起

　　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发表《讲话》，有着两个方面的基本背景。一个是政治的背景：当时全党正在自上而下地开展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的整风运动。与整风运动相联系的，是毛泽东进驻延安之后，以一系列重要著作，探讨了从哲学到经济，从社会到政治，从军事到文化的重要理论问题与战略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体系，而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全新成果，经过政治上的斗争检验与理论上的不断升华，已被抗战以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因此需要通过整风运动的学习与教育，使之得到贯彻与落实，从而达到统一全党的思想，强化精神的修养，提高理论水平的目的。

　　再一个就是文化的背景，当时延安的文艺界，在总体活跃的情况下，在群众文艺方面出现了一些切近现实、服务大众的文艺追求，但在专业的文艺领域之内，也出现了一些不满现状、远离群众的文艺倾向。而来自国统区、大城市、部队中和陕西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因为带着不同的经历与立场，观念与观点，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都争论很多，相持不下。一些意见通过报纸反映出来，一些意见经由肖军、欧阳山等直接反映给了毛泽东。延安的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发出的不和谐的声音，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切实解决。

　　座谈会的直接缘起，主要在于毛泽东于4月中旬征询文艺界党内人士意见时，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建议开个座谈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好好交换思想，然后请毛泽东集中讲一下，以统一认识，集中思想。同时，欧阳山、草明、艾青在书信里提出同样的意见与建议，毛泽东又找艾青帮助收集各种意见，并约谈了一次。4月27日，中央办公厅以毛泽东、凯丰名义，向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正式发出了参加座谈会的请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