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不把死生放心里 未参加抗日战争最难过(3)

　　“背着基督进孔庙”

　　“汉卿是三教九流，背着基督进孔庙。一说话就常说出儒家的思想；可是，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又类似于庄禅。”

　　张学良的多彩多姿、不同凡响的个性，是在其特殊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人生阅历诸多因素的交融互汇、激荡冲突、揉搓塑抹中形成的。

　　他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军阀家庭。父亲张作霖由一个落草剪径的“胡子头”，像变魔术一般迅速扩充实力，招兵买马，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张学良就把父亲奉为心中的偶像，从父亲那里，不仅接过了权势、地位、财富，承袭了优越、舒适的生活环境，还有自尊自信、独断专行、争强赌胜、勇于冒险的气质与性格。而活跃在他的周围、与他耳鬓厮磨的其他一些领兵头目，除了郭松龄等少数进步人士，也多是一些说干就干、目无王法、指天誓日、浑身充满匪气的“草莽之徒”。晚年他曾说过，他一生中有两个长官，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蒋介石，这两个人对他一生的影响最大。如果说，蒋介石是导致他后半生成败、荣辱的关键角色；那么，他的父亲则是在他的早年个性形成的关键阶段起到了主导作用。

　　家庭环境之外，文化背景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主要表现为一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话：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从六岁起，张学良就被送进家塾，系统学习儒家经典。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包括“孝悌忠信”、“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自小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对他的文化人格的塑造影响深远。当年郭松龄起兵反奉，曾以拥戴少帅为号召，敦请他“取老帅而代之”，重整东北政局。而他的回答则是：学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说明封建伦理观念在他的头脑中还是十分牢固的。当他进入青年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在蓬勃兴起，中西文化、新旧思潮激烈冲击、碰撞，因而，他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又被西方文化投射进来的耀眼光芒所吸引。先是师从奉天督军署一位科长学习英语，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后又结识了郭松龄、阎宝航、王卓然等新派人物，还有几位外籍朋友，逐渐地对西方文化发生了浓厚兴趣。随着视野的开阔、阅历的增长，他性格中的另一面，热情开朗、爱好广泛、诚于交友、豪放旷达，开始形成。

　　人生阅历对于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由于父亲的荫庇，他年未弱冠，即出掌军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将、中将、上将，最后出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名副其实的副统帅。一路上，春风得意，高步入云，权力与威望与日俱增。因此，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练与颠折，而多了些张狂与傲悍。他未曾亲历父辈创业阶段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艰难困苦，不知世路崎岖，人生多故；不像其他那些起身民间，饱经战乱，通过自我奋斗而层级递进的军阀那样，老谋深算，渊深莫测，善于收敛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去适应现实，屈从权势。他少年得志，涉世未深，缺乏老成练达、纵横捭阖的肆应能力；加上深受西方习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较简单，经常表现出欧美式的英雄主义和热情豪放、浪漫轻狂的骑士风度；又兼从他父亲那里，只是继承下来江湖习气、雄豪气概，而抛弃了那种狡黠奸诈，厚颜无耻，反复无常，少了些匪气，而多了些稚气。从做人方面讲，无疑获得了助益；但要适应当时危机四伏、诡谲莫测的政治环境，就力难胜任了。

　　张学良的思想观念十分驳杂，而且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经常处于此消彼长、翻腾动荡之中。在他身上，既有忠君孝亲、维护正统、看重名节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旷怀达观、脱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庄、佛禅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于民间和传统戏曲中的绿林豪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侠肝义胆，“哥们义气”；又有个人本位、崇力尚争、个性解放，蔑视权威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征。这种中西交汇、今古杂糅、亦新亦旧、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结构，使他经常处于变幻无常之间，带来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让矛盾与悖论伴随着整个一生。他的夫人赵一荻说得十分形象：“汉卿是三教九流，背着基督进孔庙。一说话就常说出儒家的思想；可是，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又类似于庄禅。”

　　其实，儒家传统、庄禅思想、西方观念也好，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也好，还有什么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他都没有进行过精深、系统的研究。有一些东西，不过像是精神上的“晚礼服”，偶尔穿上出入某种沙龙，属于装点门面性质；或者一时兴之所至，过后便不复记起。至于被幽禁后，红尘了悟，云淡风轻，先是信奉佛教，后来又皈依基督教，说是精神上的寄托，未为不可；至于哲学层面的信仰，恐怕还谈不到。当然，再复杂的事物也必有其本质特征，也就是所谓事物的规定性。同样，张学良的思想观念无论怎样驳杂，如何变幻不定，其本质特征还是鲜明而坚定的，那就是深沉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思想上的主旋律，他终其一生，坚守不渝，并且不断有所升华。从东北易帜到西安兵谏，无一不源于民族大义，系乎国运安危。尤其是捉蒋、放蒋一举，体现得至为充分。

　　他说，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就成了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要自杀，以谢国人。”赵一荻说：“他爱的不是哪一党、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国家和同胞，因而，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他自己也说：“我是一个爱国狂。”

　　这样，问号就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会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置东三省沦陷于不顾？应该承认，由于个性的缺陷与认识能力的限制，他的爱国主义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与人为善，轻信，幼稚，常常从良好愿望出发，“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林林总总、变化万端的人和事，在他的眼中往往被理想化、简单化、程式化了。比如，他没有认清蒋介石的本质，始终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他的一个重大失误。他把忠于蒋氏个人与忠于祖国画作同一等号，认为要对抗日寇就必须谋求统一，而要统一就必须唯蒋之“马首是瞻”。再就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他也同样缺乏清醒的认识，且又过分迷信国联，为“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政策中的一些漂亮言词所迷惑，因而做出了“日本决不敢这么猖狂地扩张”的错误判断。

　　诚然，他为民族大义所表现出的一往无前、勇于牺牲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但是，有时流露出一种江湖义气与个人英雄主义，浪漫、狂热、莽撞、冲动，这一切，都构成了他的命运悲剧。

　　在《卧床静省》一文中，他本人曾就此作过痛切的剖析：“幼年生活优裕，少年即握有权势，钱财任意挥耗，人事如意支配，到处受人欢迎，长达十余年，因之不能充分了解人间善恶……性情急躁，任意而为，经验阅历不足，学识缺乏，因之把事情判断错误，把人观察错误，有时过于天真，有时过于任情，致使把事情处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