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医生亲见日军暴行 东京审判第一个出庭作证(2)

　　让拉贝无法忘记的

　　海因兹和鲍恩典女士

　　鼓楼医院当时留守的外籍人员主要包括威尔逊医生、特里默医生、鲍恩典化验师兼护士和海因兹护士，以及南京大屠杀期间负责医院管理的麦卡伦牧师。

　　威尔逊1929年获哈佛医学院博士学位，1936年来鼓楼医院工作。南京大屠杀期间，很多患者都受到刀伤或枪伤，威尔逊作为当时医院唯一的外科医生，工作量可想而知。他在1937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150例病人中只有10例属于内科和产科，其余都是外科。昨天我写道我已做了11例手术。今天我做了10例，并查看了病房。”日军占领期间，威尔逊医生坚持在医院工作，直到1938年4月，无锡圣安德烈医院的李医生和另外一位医生及两位护士来到鼓楼医院，6月初他才得以离开南京。

　　特里默大夫是内科医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兼管医院产科和X光科，同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鲍恩典女士1919年10月来南京，就职于鼓楼医院，任医院检验室主任和医学院检验室讲师；海因兹女士1924年开始在鼓楼医院从事护理工作，1937年她已六十多岁，但她在那样的非常时期还是选择了留在医院，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麦卡伦牧师1921年来华，一直在南京任传教士，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作为鼓楼医院和难民救济的管理人员留在南京，主要负责运输医院粮食、接送患者，并主管医院宗教科。

　　“我一定会始终回忆起海因兹小姐和鲍恩典小姐在我们唯一的医院里(鼓楼医院)做的艰苦而踏实的工作。鼓楼医院由于人员减少，只有特里默大夫和威尔逊大夫两名外国医生以及医院院长麦卡勒姆(麦卡伦)先生，还有前面提到的少数女士，他们在医院工作中做出了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成绩。因为它只有少量的人员(中国的和美国的)，他们在完全超负荷地工作，已是精疲力竭。”拉贝先生在他离宁前的答谢辞中这样评价道。

　　因为伤员众多，仅靠留守医务人员根本无法照顾，大屠杀期间医院大量招募医生和护士。随着南京保卫战失败，部分军医未能及时撤离，也加入鼓楼医院，如原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卫生队的周纪穆医生、原南京战地医院祁明镜院长、徐先青和祁刚医生等，这部分人到医院大多担任内科医生。根据麦卡伦牧师致家人函记载，1937年12月29日，鼓楼医院全部在岗职工约有100人。

　　70%的病人

　　免费就医

　　在当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马吉牧师拍摄的《南京暴行纪实》(这是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影片中，有很多当时伤员到鼓楼医院救治的画面，拉贝先生也在日记中提及，影片中提到的好多伤员他都看见过，“有几个人在死前我还和他们说过话，其中有些人的尸体，鼓楼医院还让我在停尸房看过。”

　　记录下来的部分患者因为他们的创伤实属罕见而令记录者震惊，如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当时她有6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3刀，后被送往鼓楼医院救治，虽然胎儿流产，但李秀英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除了救治受伤的普通老百姓，鼓楼医院当时还冒险救治了很多伤兵，据周纪穆医生回忆：有一个教导总队的连长，右下肢受伤，到鼓楼医院治疗，威尔逊医生为他取出子弹，后被日军拖走，再没回来。在《南京暴行纪实》中，马吉牧师也拍摄到了当时鼓楼医院救治当过兵的患者的镜头。

　　不过，由于当时环境险恶，人身安全无法保障，而且医院每个人都在超负荷工作，因此医院的收治记录并不全，因此，鼓楼医院在大屠杀期间到底救治了多少患者，至今也无法准确统计。

　　在大屠杀后期，为预防各种疫病，国际委员会联合鼓楼医院在难民区内展开预防工作，除了常规门诊及紧急增添的160张病床外，医院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又开设了3个户外诊所。医院职工还发起一场预防运动，给16265名市民注射天花疫苗，还给12000多名市民接种伤寒、霍乱疫苗。但是医院的经费问题却十分突出，当时只有3%的病人有能力支付一、二类医疗费用，只有30%的病人有能力支付第三类医疗费用，对另外无支付能力的70%病人必须实行免费就医。

　　由于医疗任务十分繁重，而食品供给又严重短缺，再加上经常受到日军的侵扰，导致医院员工的生存质量很差，威尔逊医生和特里默医生在此期间一度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