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范瑞娟深情忆往事：我很幸福!

　　中新社上海9月12日电 题：“梁山伯”深情忆往事：“我很幸福！”

　　中新社记者 崔煜芳

　　一场滂沱大雨后的斜阳余晖间，中新社记者手捧鲜花来到医院看望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得知她由护工陪着出去了，于是在楼道口静静地等，等待那位半世纪前曾因一篇中新社专稿《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引起过轩然大波的文章中的主人公。

　　转眼50多年过去了，她还好吗？

　　范瑞娟在海内外越剧迷中无人不晓，更因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演活梁山伯一角，而被誉称为“梁山伯”。

　　范瑞娟与中新社的渊源，也和“梁山伯”相关。上世纪50年代，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海外上映大受欢迎。1957年初范瑞娟结婚时，回应海外读者关切，中新社发出一篇内容详尽的专稿。香港大公报刊载时将标题改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其后更被多家报纸转载，尤其上海一家报纸转载后引发广泛争议，有批评者给该文扣上“黄色”帽子。争议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他看了该文后发表观点，大意是：“报纸上不能天天登‘上甘岭’，也不能天天登‘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我看它还不能算黄色文章吧！”，消息传来，中新社人的心头惶惑才逐渐消失……那篇文章也因这场风波成了中新社发展史上有特殊意义的标志性作品。

　　病区的电梯门打开，一位满头白发、戴着眼镜的老人坐在轮椅上被缓缓推出。岁月之河流淌了半个多世纪后，眼前的“梁山伯”已是一位耄耋老人，曾经的眉清目秀变成满眼慈祥。

　　进入病房，范瑞娟掏出助听器戴上，让护工小梅帮着取出自己的影集、纪念册等，聊起自己的艺术生涯。

　　这位年届九十的老人，思路依然清晰，回忆当年情景甚至很多细节都记得准确。说到当年由《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引出的风波，范瑞娟说：“我怎么会忘记啊，那年我刚结婚，就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去演出，可就在那时，却传来《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被批判的消息，铺天盖地的，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并且讲了话，是不是风波就平息了？”记者问。范瑞娟说：“毛主席是‘解围’了，但‘文革’中还是把我整得很惨，说我又是蜜月又是丈夫，资产阶级情调。”

　　据中新社专稿部记者回忆，当时发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为反映新旧社会女演员在婚恋上迥然不同的际遇。之前越剧女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为能在舞台上有更长时间赚碗饭吃，很多人不敢结婚；而在新中国，大名鼎鼎的“梁山伯”居然结婚了，选择的又是自己的如意郎君。

　　“这么多年来，您的家庭生活还好吗？”记者的提问将老人的思绪从跌宕往事中拉回。老人大声说道：“我很幸福！靠共产党！”

　　“我两个儿子对我很孝顺，两个媳妇就像女儿。小儿子在国外读完了博士，孙子也在国外读完了大学。”说到小辈的近况，老人充满自豪与满足。现在她住在医院，儿子媳妇经常来看望她。

　　得知中新社即将迎来建社60周年，老人欣然拿出珍藏的《范瑞娟越剧艺术影集》和《范瑞娟唱腔选》相赠。范瑞娟一生曾主演过100多出戏。在旧时的科班里，这些戏大部分是她自己“白天在台口看，晚上抄在本子上”勤学苦练渐渐地积攒起来；她是观众公认的“范派”小生的宗师，而“宗师”两个字是她用血汗拌着泪水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她翻开纪念册，指点着她在舞台上创造的梁山伯、张君瑞、许仙、贺老六、陆游、李闯王等艺术形象。还回忆起1954年，彩色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际上获奖之后，她曾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在日内瓦与喜剧大师卓别林会面。卓别林见到穿着旗袍的“梁山伯”时颇觉惊讶，说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让他流泪，并对范瑞娟的表演称赞不已。

　　范瑞娟还指着1951年毛主席与其亲切交谈、1950年周总理与她及其他越剧演员合影的照片，谈及领导人对越剧的关爱。

　　“我们越剧事业是年轻的事业，现在要靠下一代人继承。”范瑞娟如今桃李芳菲，其高徒中有两次摘得戏曲“梅花奖”者，但她谦称：“学生是我师，我是学生友。”她解释道，这句话是齐白石讲的，“那时他九十高龄了，他都这么说，我们更要这样去看了。”

　　范瑞娟心里放不下的还是越剧，希望等身体好点了，再去“越剧之乡”嵊县看看那里的老朋友。她说自己现在积极配合医生多锻炼，“平时每天到医院楼下走上200步、400步的。今天，我走了700步哦！”

　　不知不觉间，已到医院晚饭时间。护工小梅觉得范老师当天破例了：“她讲话一多容易引起咳嗽，今天讲了那么多话；她脸上因长期舞台化妆落下瘢痕，平时不肯让记者拍照，今天却同意了。看见你们来，她真是感到高兴啊！”

　　临别，老人拉着中新社文字与摄影记者的手，坚持亲自送到电梯前，她说：“我儿子媳妇来看我，我也是这样送他们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