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黄裳先生：一位宽厚的长者，一位严厉的老师

　　这张照片，“《随笔》影像”黄裳先生的专题就是用它。之后黄裳先生曾来信：“感谢贵刊以‘专题’方式介绍在下，不胜感谢，只惜所寄照片不用而代之以尊拍一帧，如云如雾，窃以为不如我所提供一片也，一笑。”可见黄先生的宽厚与幽默。这张照片是第一次拜访黄裳先生时拍得，麦婵做“影童”打反光板，但强烈的反差依然故我。我们觉得，这张照片抓住了黄先生解除戒备，神情放松的一刻，还显露了他智慧、调皮、狡黠的一面。我跟朋友玩笑，这张技术上失败的照片，却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艺术上的完美。也许黄裳先生说到了本质，曲尽朦胧之妙。

　　2012年9月5日晚饭桌上，接朋友电话，说黄裳先生于6点钟去世。这消息太突然，黄裳先生怎么突然就走了呢，一时无法接受。等稍稍缓过来，却又陷入深深的自责。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读书，师兄张和生不时推荐书读，我便是这样进入了黄裳先生的散文世界。我买黄裳先生的第一本作品是《榆下说书》，一路追捧，而最终得以登门聆教。我到《随笔》，已经是新世纪的第四个年头的末尾了，陪伴《随笔》一路走来的老作者，有很多已经去世，不少已经歇笔，回想那几年，编辑部竭尽所能，想要抓住《随笔》老一辈作者群那一抹辉煌。

　　黄先生话不多，总是看着你，听你讲述，似乎是个不擅言谈的人。这是2005年8月23日上午我终于“登堂入室”之后留下的印象。那天我和编辑部主任麦婵一起去到了寓居上海里弄里一幢小洋楼上的黄裳先生。

　　忽然到了仰慕已久的先生面前，有些语无伦次。一直看着我们，留意听我谈话的他，突然插了进来，“我的压力也很大呀！”起初，以为他是在推托，很快发现并非如此。他谈到“稿债丛集，产量又过少，难以供应”，而最大的困难是，几十年写下来，感觉什么话题都写尽了，苦于找不到题目。古人有书读完了的慨叹，而黄裳先生到了晚年，却发出了文章写完了之慨叹。他又说道，现在写东西少，目前就自己的题跋为收藏一类杂志写点东西。

　　谈到编辑工作，他说，“发文章不应该看名头，要看文章质量。有时候不满意你们，就是作者名头很响，文章很差，可能退稿很困难吧！我的稿子你看了不合适的尽管退。”聊开了，其实，黄裳先生是很有话说的。当我们感叹老先生的思维敏捷，幽默有趣时，他马上回应道：“我也是老记者出身啊，做过翻译官，写过一本关于美国大兵的书，后来到《文汇报》搞过粤剧、电影，乱七八糟。译过三本小说，是五十年代初巴金搞的平民出版社出的……”

　　2005年第六期《随笔》，刊发了黄裳先生的《雨西湖》一文。不久收到他的信，“匆匆一阅拙文，有小误数处，因我字迹草率，非排校之责也……做惯了校对，积习难忘，又写了这些，乞不罪。”四天后，又收到一封信。“近日细读《随笔》(第六期)觉得甚佳，旧貌已换新颜，可喜可贺。但不知曾遇困难否？拙文昨日起在《新民晚报》发表，已在贵刊之后矣。”如此频密的信函，可见老先生之待事认真，对晚辈的爱护、关心和鼓励。

　　2006年3月，借去同济大学参加“当代大众文化批评”研讨会之机，我再次拜访了黄裳先生。时值早春二月，天气晴朗，暖融融的太阳照下来，神清气爽。闲聊中，我说起编《随笔》是我从业以来最愉快的时光。大概这种溢于言表的兴奋引起了先生的共鸣，他谈起了1947年，那时候他在《文汇报》，编副刊，写专栏“旧戏新谈”，看戏。这个专栏的文章后来辑成了书，脸上闪现着兴奋和愉悦。在《雨天杂写》一文中，我们可以读到黄先生关于这一段的记忆：“不过多年来我自己对这本小书总是怀着一种美好的感情，到不是为了书本身，而是因为，它总能使我记起那段非常有意思的生活。……回忆当时真是‘文思泉涌’，从来没有为题材发窘过，每天只要打开日报一看，题目就有了，而且总是写不完。”有人问：在作家、记者、藏书家的称号里喜欢哪一个？黄裳先生说散文家。我现在知道了，他的散文王国里(邵燕祥先生曾有长文描绘过)，能写、有题材写、无所顾忌地写、总也写不完是最大的快乐！看到一篇纪念文章，里面提到黄裳先生是写作界的一个奇迹———“几乎每隔一两个月，这位90多岁的老人便有长文刊发……这样的高龄与这样笔力的文章，在中国当代写作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可见，黄裳先生是幸福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仍然创造力旺盛，笔耕不辍，享受着他散文王国的快乐。

　　这个话题谈得尽兴，于是提出来拍照，获准了。他原地摆好姿势，有了上次的经验，我提出这里不太好拍，光线反差太大。能否去他的“书房”？得到同意后，我走到了他的房门口。前次来时不敢造次，对这一壁之隔，想象中是一番什么天地啊。黄先生是藏书家，厅中只有三只小书架，主要摆放的是他自己的书，想必那房中一定是风光无限吧。可是，那只是他的卧室兼书房，靠客厅这面墙摆放一张床，对窗放一张书桌，并不十分大，叠放了两本书，稿纸摊开，笔卧其上；对床是一个大衣柜，似乎进门的右墙有柜子，靠椅背上随意挂着件衣裳，黑皮椅子转过来对着门。我脑中浮现了刚才我进屋，女儿通报时，他停下手中的写作，转过身，从椅子中起来，往外走的情景。他的散文王国的那一派瑰丽的景象就是在这个宝座上经营出来的。黄先生提议他还是坐在厅里的单人沙发上拍，他坐下后，为了调动他的情绪，我再次提起了他最愉快的1947年，产生了效果，脸上微微露出了微笑。最后拍光了，停下来换胶卷。这时黄先生起身，去取出了一本书回来，说送给我。接过来一看，竟是他最愉快的那一年写的专栏的结集：《旧戏新谈》。我真是有些喜出望外。看看表，11点多了，请先生签了名，告辞出来。

　　我在《随笔》的四年中，黄先生几乎每年都会给我们写一篇。作为晚辈，我时常会去信，有些时候还会不讲道理地索稿。跟黄先生的通信不局限在索稿，不时在信中还会讨论语言文化问题，求解文坛恩怨，他还会对我们的编辑态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关于编辑，他说，“实在是一种重要而艰巨的角色。他必须牢牢把握住大方向，同时还得照顾到刊物独有的特色。他身处于人际关系的漩涡里，得从容应付；……对投稿所援引的事实、数字、典故(不论古今)必须负责查对……”不能无为而治，尸位素餐。不难看出，黄先生既是一位宽厚的长者，也是一位严厉的老师。

　　秦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