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数十年收集家族史和村史：为了消失的村庄

1955年莘光合作社干部受奖留念

　　莘光村(大队)西李生产队妇女在轧稻场地上

　　李锦祺老人翻看莘光村老照片

　　蒋迪雯 摄

　　本报记者 林环

　　你的祖父是谁？祖父的祖父是谁？

　　你摇头了。

　　那么，已然消失的村庄里的老邻居叫什么名字，他或她的祖父是谁，祖父的祖父又是谁？

　　你更加觉得陌生了吧。

　　而19岁那年，一个守望西瓜田的夏夜，李锦祺听着村里可能是“最老最有文化的老人”耐心历数各家祖辈，听得入神，从此开始了历时数十年的家族史和村史收集整理工作。

　　至今，昔日的瓜田已变为沪闵路隧道北面的绿化带；在闵行区莘光村土生土长的他，68岁了。

　　“我想做些能留下来的东西，等我们这些老人走了，一代代年轻人还能找到、想到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祖祖辈辈。”李锦祺说，“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是多么可悲。”

　　在闵行建区20周年之际，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之中，他义务整理的莘光村史料专著《莘光记忆》、《乡魂》与《晚霞》等已完成。

　　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刻变革的今天，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书写家族史，以看清自己从何而来。

　　李锦祺，只是中国当下民间修史者的一员。

　　他与他们，提供了观察变迁的独特视角。

　　【引子】乡关何处

　　李锦祺为村写了史，还记下许多有趣的“之最”、“第一”：女拖拉机手第一人、任赤脚医生时间最长者、农村大学生第一人、私人造楼房第一家、交通死亡事故第一人、养儿子最有作为的第一人……

　　不过，他的村庄已不复存在。

　　1992年，闵行建区，区政府设在莘庄镇。当年，莘庄镇东区开发，莘光村在内。

　　这是—条急速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征农田、填沟渠、拆旧屋……20年来，往日的上海县和老闵行区，成了今天有着大虹桥、大紫竹、大浦江三大功能区的上海中心城区拓展区。

　　1994年，李锦祺所在的西李队先期动迁，搬进水清二村，就在如今的闵行区政府所在地附近。

　　莘光村(大队)建有十个生产队，西李生产队为其一。另一生产队马家塘，李锦祺也有专项记录：马家塘又名葱家塘，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自留田上种葱，香葱、夏葱、白头葱、红头葱，不同季节种植不同的葱，“上世纪80年代有人调查，马家塘有83名农民踏自行车，每天早上天亮前去上海的市场出售蔬菜和葱。”

　　这种建制稳定了约40年，直至撤队、撤村。本世纪初，莘光生产大队最终撤队，改制为莘光实业(股份)公司，管理村里留下的企业；最后一批动迁农民也乔迁新居。莘光村迈入了城市化进程，莘光人实现了祖祖辈辈当“城里人”的梦想。

　　所谓西李，顾名思义，西边姓李村庄。李锦祺至今珍藏着西李的老照片：壮劳力摇船到河中捻泥，妇女们在轧稻场上忙碌……曾经的麦浪稻田、老屋旧舍，如今均被交通要道与现代楼群所取代。

　　当然，这个“消”而不“失”的村庄，只涉及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一处地方，但其飞速变化的模样，却无疑显露了当下中国变革的普遍特征。

　　一 为村而写，是为了“寻找‘根’的印记”

　　上海1949年解放之前，国民党军队溃退之时——“5月13日，国民党部队烧毁莘光11个村宅，民房702间，受害农民177户”。

　　以上出自《莘光记忆》中的《莘光大事记》。

　　李锦祺说，据记载，他的曾祖父写好的李氏家谱就在那次火光冲天中化为灰烬。

　　西李队原有62户，一户姓孙，一户姓瞿，其余60户均姓李。据李锦祺所能走访到的最老的老人的回忆和推算，于1790年左右，李廷佑一家从浦东三林塘搬来，是西李李家最初源头。李锦祺为第十代。

　　“莘光村的事事、件件、形象都在逐渐淡忘。正如莘光村的祖先二三百年前从浦东三林塘和松江地区搬迁过来，谁先搬迁，何时搬迁，现在只有民间传说，无从查考。”李锦祺说，为后人留一个莘光村的真实的影子，为了不被淡忘，是他着手整理村史的初衷。

　　漫长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最难的环节是《莘光大事记》。比如，“1949年7月24日，12级强台风在莘庄地区过境，风雨刮了3天3夜”；当年“10月，上海市政府组织的支持福建东台服务队 (由几百人组成)，乘火车沿沪杭铁路，经过莘光阙家塘，遭受敌机扫射，死亡4人”。这些资料从哪来？“台风是从档案馆查来的；敌机扫射是听老人说的。”李锦祺答。

　　2002年，即将退休的他先将西李村史整理完，给60多户西李人家每户赠送一份。此后开始整理其它队的历史，常常写到深夜。

　　2004年，莘光村史的初稿完成。之后五易其稿。每次修改，不会电脑打字的他都重新誊抄。由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村史，他与业内人士商榷后定名为“记忆”。

　　2009年10月，《莘光记忆》打印本出炉。封面是他请友人画的：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下，有位老人在讲故事给孩童听。翻开第一页——“庆祝我们伟大的祖国六十华诞”；“请予长期保存，永远留念。为怀念我们的祖先，寻找我们‘根’的印记。”

　　1959年8月 沪闵路建成通车，成为上海市最长的沥青公路，极大地方便了莘光的百姓。

　　1962年9月 全公社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灯，实现了点灯不用油的愿望。

　　1969年2月 大队保健室改为合作医疗站，大队保健员改名为赤脚医生。莘庄公社在市郊区率先实行合作医疗制度。

　　1990年 自来水公司给莘光每户农民接通自来水。

　　2005年4月 莘光实业公司第一次分红，每人农龄一年70元。

　　——摘自《莘光大事记》

　　二 为村民而写，是为了“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过去”

　　“一本能追思、思念我们已故亲人、先辈、祖先的书。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过去。”这是《乡魂》卷首之语。

　　比死亡更可怕的，或许是亡者仿佛从未存在过人世。李锦祺跑了不知多少次派出所与档案馆，一个个人物、一点点资料地攒出了这本近百页厚的《乡魂》，记录了从1950年1月1日到2009年12月31日这60年内去世的927位莘光村人：每位逝者都被记下姓名、出生年月、死亡日期及家庭关系，部分附照片，谓为 “亡者备忘录”。2010年之后的，他还在继续整理。

　　“以前村里有个传统习惯，家中有亡人，要为亡人做一块灵牌，写上亡灵的名字、出生时间、死亡日期。在两块夹板中写上亡者的父母及其妻(夫)、子女名字。”李锦祺告诉记者。

　　他有本详细的出借记录，显示着村里有些老人向他借阅过《乡魂》，为的是查一查几乎淡忘的先祖和故人。去年夏天，一位82岁的老人委托他查 “祖上和父母的情况”，因为那老人只知早逝的父亲是上门女婿，母亲人称“阿妹”，“阿妹的两任丈夫亡后，借来一条船，将眼盲的母亲和两任丈夫的4个子女，摇到了第三任丈夫家……”

　　近年，李锦祺开始为村民“立传”：选了不到10人，由对方口述生平，他来整理。

　　如在某些行业有所成就者，包括一位“国家建筑企业中的老法师”，“是家中三兄弟之中的老二，少年时代读了几年私塾，头脑灵活，手脚勤快……从1952年7月23日起，为国家的工矿企业盖了许多的房子”；

　　又如在某些领域创纪录者，包括“莘光首位百岁寿星刘世英”，“1941年当时26岁的丈夫患上一种急性毛病，无钱治，当时农村又流传封建迷信，认为中了邪，耽误了治疗期而身亡”。今年8月，1912年出生的刘世英，在家中安然去世，将莘光的长寿纪录定格在了100岁。

　　《乡魂》里还有一些统计图表，包括“莘光人的历年平均寿命”。李锦祺说，他常与三两村里好友一同探望长寿老人，喝杯清茶，交流谈心。他还写了一篇《从28.4到76》的分析文章——“原莘光村经历了半个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养老院的大力建设、各类助老项目的开展，比如高龄老人还能拿到额外营养补贴，都为农村老人的长寿提供了可靠保障。60年内莘光人的平均寿命，从28.4岁提高到76岁。”

　　据《闵行报》记载，莘光派出所做过统计，辖区内的高龄老人90%是“莘光村人”。

　　解放前，莘光村农民大部分吃的是糠菜半年粮，种出来的粮食除了交租、交税，所剩不多，所以常吃“薄粥汤”、“麦头饭”、“糠塌饼”等。还有一些人家吃饭是“两头盼”，也就是一天只吃两顿。饭吃不饱，又缺医少药。本地区只有两位郎中，用草药、偏方治病，而且农民生病往往更喜欢烧香拜佛，请道士念经驱邪。有一户人家生了13名小孩，只活下来3名。

　　——摘自《从28.4到76》

　　三 为生怕消逝的村风而写

　　为何尤为关注长寿老人？记者问。

　　关心老人，这是莘光人的特点吧。李锦祺答。

　　他颇引以为豪的是，西李人比其它村庄人更重视文化学习，宅风更淳，吵闹更少。还有西李人在10个队中的双胞胎最多，有男孪生、女孪生、龙凤胎，还有双胞胎又传双胞胎，这也是他以为很值得一提的西李特点。

　　在他整理的汇集口述录的莘光史料《晚霞》中，有一篇西李生产队原副队长顾桃英的口述回忆，说的就是西李关怀老人的故事——正值上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一位七旬老人独居，邻居与生产队干部时常看望，老人解手时帮他扶上痰盂，老人离世后还帮他烧热水擦身、换干净衣服、守灵至天亮。

　　“不过近年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薄了许多。西李人的叫人也马虎了许多。”李锦祺对此耿耿于怀。他在家里办起小型的“图书馆”，向村民出借杂志和传记、小说类书籍。他还自制成册了 “莘光村居民通讯录”，每户人家的家庭住址都抄写得工工整整。

　　然而，“根”或“过去”，真的已被淡忘了吗？

　　西李人叫人比人家重。公公是公公，婆婆是婆婆，叫人一本正经。如果有一个晚辈不尊重长辈(包括同辈的哥哥)，在旁听见的长辈就会出来加以教育，要错者纠正叫法，尊重长辈，否则要告诉他父母，以示惩罚。一般晚辈都能知错即改，这是西李特点。

　　——摘自《莘光记忆》的首篇文《忆故居西李》

　　【待续】写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凸显”

　　李锦祺说，由他整理村史，是“历史的安排”。

　　他的确有着独到优势：贫农、初中文化，自称为“当时农村的有文化新农民”，上世纪60至80年代相继担任西李队会计、莘光大队总会计多年。

　　当记者问他，一共访问了多少人？他摇头。

　　一百人？不止不止。

　　两百人？没统计过。

　　他对村史、家族史的收集整理，显然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愿望：为了不被忘却。

　　他的同路人、身为“莘光人”的赵明刚，前后共历时30年，收集完成了莘光村赵家塘两百多年来的族谱。赵与李同龄。他的担忧与李极相似：等老人都走了，村庄历史怕是无人知晓了。

　　在村史整理过程中李锦祺所求教的业内人士，即曾为《上海通志》副总纂的王孝俭。王孝俭告诉记者，民间自发修史的热潮在清代江南曾经兴起，当时仅上海就有由秀才无偿整理的村镇志好几十部，具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而今的民间修史更多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记录，是一种关于寻根的朴素而真切的表达，并可为后世修正史搜集积累资料。

　　“我将来走了，一定会把村史留给孩子。虽然我不能强迫后代留下多少深刻印象，但我会力所能及地让他传承，让他不要丢了这份记忆，不管他愿不愿意、喜不喜欢。”一位当过莘光村干部的58岁的“莘光人”对记者说。

　　同样位于闵行区的虹桥镇井亭村村民委员会，自编出版了一本《井亭村志》，始编于2006年下半年，完成于2010年5月。其“序言”记载：“近年来，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地域地貌、组成结构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井亭村’这个熟悉和亲切的名字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历史。因此，如果不赶紧把井亭村的历史记录下来，往后井亭村在我们的下几代人心中就会成为空白，我们无法向他们交代。”

　　同样位于闵行区的原莘庄公社下属生产队褚家塘，这个不复存在的村庄也由褚家塘人褚半农撰写了《褚家塘志》，2010年12月出版。“尽早、尽快为消失或将要消失的村庄留存历史，记录下的不仅是某个村庄聚落的历史与现状的反映、变化的进程，它既可为人们了解社会多提供一份素材，更可为将来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保存今天看来十分常见，将来可能罕见或空缺的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的资料，它的意义和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凸显。”褚半农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