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刑》：介入近代史的深层 剖析出国民根性

　　《檀香刑》是一部很难以常规意义去谈论的作品。无论写法还是故事，都对现有文学理论日益定型的机械性暗暗构成挑战，换句话说，不能用已有既成甚至颇为流行的文学写作观念去解释它，它同时也拒斥着已经相当欧化的先锋汉语或者现代情感，如果说后者在文学的传统写作中曾注入新质的话，那么如今的先锋之刃已经钝锉锈蚀难见光亮了，话语重复、语言贫困大约是先锋沉沦的重要原因，重复的故事，相似的历史，雷同的情景，类型的人物设置，还有那背后隐约暧昧似曾相识的哲思，都可以在20世纪的理论发展中找到可以归类的位置，文学贫困到只几种观念就能统摄写作论说作品评定作家，已经没有意外之喜，只是再度求证，证实着那些理论或此或彼，总会在某一个点面或者段落重叠涵盖，总能够一网打尽。也许，人类的文字创造真到了巅峰，而再无创新——曾几何时，这词也成了另类的代名的可能，到了世纪末，也许连评论家也疲倦了，一切都是囊中之物，他打着呵欠，已经不去做梦世上还会有别样的文字让他震动吃惊。

　　《檀香刑》诞生在这样一种文学时空里，注定了争议的命运，它的存在冲击着已成定局的写作样式和文学氛围，何况它特有一种颇具标新立异的语言上的破坏感，当然对于作者而言，确是一种对于民间语系的重建。对于书中坚持始终的民间属性，作者清醒于它的接受者，或者市场。“就像猫腔不可能进入辉煌的殿堂与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同台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阳春白雪的读者欣赏。就像猫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这里，莫言对于一种语言的拒绝与对于自己选定的语言的自信是链接一起的，他不讳言自己对于韵文、戏文、道白的大量使用，他不回避自己对戏剧化效果的注重，毋宁说他更重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他坦白于个体写作对于曾是小说基础的民间说唱艺术的继承，这其实已经有了划经纬的意思，虽然不那么直白地说出，却也无从按捺他对于日益同化的文学观念的不满，然而这个人不做教师，他低调地观察人生，在他人的经验里放入自己的体悟，在狂躁的热季或者冷寂的倒彩里都能保持自己诚实的态度，虽然也有些许做作与夸饰，但在底限上从不失诚实。这个作家不掩饰自己对全球化背景下东方语言所遭遇的西方强势语言的侵袭的警惕，对于语言的“进化”，莫言选择撤退，到民间中去，在这时成了“回到民间”。因为这样选择，他才自觉于“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 当今文坛，又有谁能做到对庙堂雅言和西方借鉴的同时拒绝呢，何况被拒绝的还有时尚的“今天”。

　　较之声音的书写，莫言介入近代史的方式是独特的。在支离破碎以解构为能事的现代性写作中，你不能不钦服于《檀香刑》讲故事的能力，这与它坚持的民间写作一脉相承。故事并不复杂，以卖驴肉的女主人公眉娘为轴心，带出她的亲爹——猫腔领班后成抗德义士的孙丙，她的公爹——曾在刑部司执刑的刽子手赵甲，她的干爹——与她有过肌肤之亲的高密知县钱丁，以及她的丈夫——以屠夫身份出现的赵小甲。结局是，公爹为亲爹执刑，女婿给岳父送葬，女儿爱人是捕快见证，送了女儿亲爹上断头台，女儿丈夫是刽子手助手，以死生折磨为能事，女儿极尽周旋却爱莫能助。情节错综，人物纠结，高潮迭起，作者提出“用耳朵阅读”，正是：大戏未开场，幕后声先起。小说“凤头部”以除孙丙外的4位主人公的自述方式交代将要展开的剧情，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一并带出，而且语言各个带有身份特色，为“猪肚部”的事件展开辅陈到位，可以说为那真正主人公——孙丙以及清末一系列如钱雄飞、如谭嗣同如刘光第如孙丙类大节之前毫无媚骨的人物的出场和演绎人生搭了大台，刚烈再现，将那残酷与冷硬一同拿来，并无回避，直到一个个酷刑而终，“豹尾部”加入孙丙说戏，与凤头4位主人公的说白构成对应，各色人等在此凝缩为五类——冷血的赵甲，无助的眉娘，反抗的孙丙，助纣为虐的小甲，回天无力的知县，体制内外，百姓众生，一律小人物，却绘出了一个清朝的崩溃，以上众人，无论职业，无论被杀自杀抑或杀人，都在他个人的层面加速着整体的毁灭，大厦将倾，末世图景中，只是不同的殉法罢了。

　　莫言之介入历史由来已久，《红高粱》开始挥之不去的历史情结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是对近代史的介入我以为《檀香刑》写出了更深层的东西，那个主题，是经由鲁迅先生发现的，主子与奴才，这两个角色的变换才是出戏的根本。那个必然性。而更深一层是，莫言写出了施虐的快感与受虐的快感，刽子手赵甲的施虐痴迷与义军首领孙丙的甘愿受刑以完成节义之间，在阅读中让人深思。也许这就是国民根性，意识中的无意识，以至人人自危，亲亲相残，腐败已到基因，再无药可治，而触及了它的莫言从中嗅到了血腥。这血腥，与江山、历史之间又构成甚样的时空关结？那杀戮的底色又为这时空注入甚样的人格链接？于具象事件中找出历史延续的线索，于社会剖解中发出人性良知的拷问，是一个作家，提供给世人的——比他在大众与先锋之间冲出一条民间出路，寻求到一种中国现代汉语写作的话语方式都更重要的东西。

　　(何向阳 作者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