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曲折诞生记：郑振铎否定 巴金靳以力荐(2)

　　1935年曹禺也在天津，当时他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他很关心孤松剧团演出 《雷雨》，也很关心《雷雨》在东京的演出(笔者见过当时曹禺收藏关于这两次演出的剧照和剪报)。曹禺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剧作家，李健吾的这篇《雷雨》评论，他不难看出表扬是虚，批评是实，净在艺术形式上挑毛病，心中自然不快。于是不久他便在一篇文章中作了回应，对李健吾的批评进行了尖锐的、毫不客气的反批评。

　　与郑振铎、李健吾审读剧本更多地注重艺术形式不同，巴金读《雷雨》，他首先是感受剧本的内容，为《雷雨》艺术的情感冲击力所打动：“我喜欢 《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来没有一本戏像这样地把我感动过。”巴金一边看一边抹泪，深深地为剧中主人公的命运所打动。繁漪、侍萍、四凤这些活生生的被压迫、被凌辱的女性的遭遇，尤其激起了他阵阵感情波澜。他触摸到这部剧真正的艺术生命力，从而激起了他立即要帮助曹禺将这部作品迅速传播开来的强烈渴望。

　　造成《雷雨》评价分歧的第二个原因，是如何看待艺术借鉴与艺术独创的关系问题。

　　李健吾对西方戏剧十分熟悉，他读《雷雨》很明显地感觉到曹禺在学西方戏剧。在《雷雨》剧评中，他认为“作者隐隐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欧里庇得斯的《伊波吕得斯》，一个是法国拉辛的《费德尔》”，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前妻的儿子”。“作者同样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而且全要报复”。然而繁漪的报复，“作者却把戏全给她做”，作者头绪的繁多，使观众的“注意力反而散在不知谁的身上去了”。

　　1936年1月，年少气盛的曹禺对李健吾的批评立即在《雷雨》序中作了不点名的尖锐的驳斥：“我很钦佩有许多人肯费了时间和精力，使用了说不尽的语言来替我剧本下注脚：在国内这次公演之后更时常地有人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测剧中某些部 分 是 承 袭 了 Euripides　的Hippolytus　或 Racine　的 Phedre 的灵感。认真讲，这多少对我是个惊讶。我是我自己一个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窥探这些大师的艰深，犹如黑夜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昼的明朗。在过去的十几年，固然也读过几本戏，演过几次戏，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

　　在曹禺剧作演出史和批评史上，围绕曹禺剧作借鉴与创新这一问题曾经多次产生争论。

　　据戏剧前辈回忆，《雷雨》 手稿曹禺还曾给当时北京的戏剧名家熊佛西看过。当时剧坛有“南田北熊”之说。即田汉、熊佛西是南北两位公认的戏剧泰斗。不料，熊佛西也不认可。熊佛西对易卜生剧作烂熟于心，他曾在三十年代北京导演过《群鬼》，他一读《雷雨》便感到此剧有模仿《群鬼》的痕迹。1935年4月，《雷雨》在东京首演时，留日学生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中外戏剧史上，再有名作品的创作也并不排斥艺术的借鉴。如同曹禺所说：“其实偷人家一点故事，几段穿插，并不寒伧。同一件传述，经过古今多少大手笔的揉搓塑抹，演为种种诗歌、戏剧、小说、传奇，很有些显著的先例。”尤其是剧作家的处女作，在艺术上借鉴别人更在所难免。

　　正如茅盾在《创作的准备》一书中指出：“就一个知识分子的从事文学而言，他在试笔以前所读的文学作品特别他爱读的，读得入迷的部分，往往会影响到他的初期作品。”在《雷雨》问世之前，曹禺精心研读并导演过的 《少奶奶的扇子》、粉墨登场演过的《争强》、《罪》 以及易卜生的剧作，无疑对《雷雨》的构思产生了影响。曹禺曾说，编剧编剧，就是千丝万缕地编，千丝万缕地织。这编织之工与生活积累相结合，构思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在情节的构思、场面的安排上如鱼得水，使烂熟于心的生活素材，通过艺术的纺织，创造出一件天衣无缝的艺术精品。

　　李健吾等人片面批评《雷雨》的艺术借鉴，没有认识到《雷雨》的总体构思来自生活，来自剧作家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认识，致使他们对《雷雨》未能作出正确公正的评价。(抗战前的这段争论，后李健吾与曹禺相互达成谅解，又成为艺术上的好友——笔者注)

　　(曹树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