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争光的文学世界：皂荚的意象反复出现

　　杨争光

　　海天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杨争光文集》

　　　编者按

　　11月28日，由海天出版社精心编辑出版的十卷本《杨争光文集》正式出版发行。作为著名作家杨争光作品的首次全面结集，该文集的出版是深圳文学也是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深圳出版史上的一次标志性大事件。今天刊出的本报记者的专题文章，以5个关键词点述了杨争光的文学世界。

　　A.

　　皂荚树

　　皂荚是极为普通的树，似乎在任何气候下都能生存，不管方位土质，扎根即生。除了高大坚硬、荚果有洗涤功效外，皂荚树的形貌与个性均不突出。

　　年轻时，杨争光曾有十多年对诗歌的痴迷，从他近两百首诗里，我看到了众多树的形象，他很少将树木拟人化，更多的只是人物情感行为的映衬背景。比如，他写到树林，写到《三棵树》，树木的形象已被过滤成大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某个树种。他多次写到钻天杨，在《姑娘，不要靠着那棵孤独的钻天杨》中，树是“永远不动”的，有鲜明的自况意味。诗中的“钻天杨”和那个欲哭无泪的“姑娘”，就如同《人生》里高加林和刘巧珍的关系，情深义重，爱恨纠缠。

　　作为陕西乡下最寻常的树，皂荚的意象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在诗歌《我站在北京的街道上了》里，“村头的皂荚树”成了故乡的标识性符号，既是他出发的起点，也是他归来的终点。诗中“皂荚树下”的小村是他的根，但他很清楚，既然已经走出去，就再也不会回到小村了，他“要在大地方生活”，同时，被告别的故园又是他最终的避难所，“临走的时候，妈妈给我说\到了大地方，别忘记了老家\受不了外边的生活\就回来种庄稼……”

　　我最早读这首诗是在1984年的《诗刊》上，1997年，我在深圳第一次见到杨争光，才发现这个以小说、影视闻名的人同时是该诗的作者。当时的他依然是农民式装束，因为身形瘦长，一身布衣显得很宽大，他背着退色的军绿布包，走在深南大道的夜色里，好像随时会被风吹倒。我想到皂荚树，觉得就该是这种疲弱而倔强的样子。在深圳的某次聚会上，我听到主持人李蕾朗读该诗，时隔二十多年，我又一次被诗中的情感深深打动，恍如看到那个站在北京街头默默流泪的青年，他是小村来的诗人，也是所有来自底层的人。

　　2006年秋，我到杨争光老家探访，看到了他笔下的那株皂荚树。那树已垂垂老矣，树身有雷劈的焦痕，我仔细查看状如羽毛的暗绿色叶片，尘垢和油光中彼此纠集。它像很多树，又似乎什么树都不像。其独特性，恰是看上去的普通。

　　B.

　　黑风景

　　《黑风景》是杨争光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其早期名作如《赌徒》、《棺材铺》、《杂嘴子》等多汇于此。1993年夏天，我在深圳沙普头街边的一家小书店偶然翻到这本书。

　　那天晚上停电，小书店里点着两盏煤气灯。我站在书店一角，一口气看完了卷首的短篇《叛徒刘法郎》，心中蓦然一亮，就像初读契诃夫和鲁迅，感受到某种久违的阅读快感。刘法郎是个陕北山沟里的农民，他的经历传奇得令人啼笑皆非，这个因痔疮不停抠屁股的文盲自称是徐向前部下的“老革命”，他向村长要待遇，为说明其“老革命”资格，从瓦罐里将保存已久的一张黄纸拿出作证，结果，不但没有被证明成“老革命”，反被发现是革命的叛徒，倒霉的刘法郎待遇没得到，还被检举揭发出诸如睡女人不给粮票等丑闻。小说语言极为独特，既有乡土的朴素生动简洁，又诗意幽默，还有深蕴其中的典雅与机智，往往是一个比喻，就把人物的出身背景和个性好恶凸显出来。比如“他（刘法郎）听见水擦在石头上的声音像吃酥饼一样”、“那时候太阳很鲜活，他感到太阳光像毛毛虫一样往他肉里钻，太阳光往肉里钻的时候也像吃酥饼一样”。

　　1996年，我曾乘火车出差远行。记得去时的列车上读的是罗勃-格里耶的《金姑娘》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归途中，我则沉浸于诡异、迷人而乡土的《黑风景》。坦率地说，与两位欧洲现代小说大师相比，我更喜欢和钦佩杨争光的小说，不仅是他的更中国，更晓畅，同时也更普世，更耐人咀嚼。

　　C.

　　双旗镇

　　这是一个虚拟的小镇，起初几乎没人注意，随着口耳相传名气日盛，以至成为中国新武侠电影开宗立派的代名词。因为有了独树一帜的《双旗镇刀客》，才极大刺激产生了《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并引领了后来愈演愈烈的新武侠大片的热潮。以至“一代大侠”金庸先生谈到谁能写好新武侠小说时，曾明确表达了对该片编剧杨争光的推崇。

　　《双旗镇刀客》出品于1990年，几年后，我从电视里看到此片——很少对白，很少人物，很多特写，很多画外之意，我被这部雄浑大气的影片深深吸引。如同茫茫沙海里撞见一束格桑花，其鲜活绚烂，卓尔不群，让我为之一振。

　　西部荒漠里的双旗镇，黄尘弥漫，无法无天，悍匪们神出鬼没。其中，杀人不眨眼的“一刀仙”让几十里百姓闻风丧胆。小刀客孩哥来到镇上，寻找被父亲指腹为婚的小媳妇好妹，因遭遇“一刀仙”胞弟要对好妹施暴，被孩哥意外结果了。于是，一场杀身之祸扑面而来，“一刀仙”率众要来报仇，“大游侠”收了孩哥一半娶亲钱，却躲在沙梁隔岸观火。背水一战的孩哥，只能自己成全自己。

　　这是一部颇具东方精神和中国气派的“西部片”，有着国产电影罕见的品质——不说教，不煽情，环环相扣，张力十足。人物情节简约清晰，极为节制中却散射出丰富内涵。影片只用小刀客与满嘴“义”字的“大游侠”的两次交往，即将关于侠义、英雄的概念作了精彩诠释。其诗情画意，以少胜多，后来动辄投资过亿的所谓武侠巨制，皆没能达到此片的水准。

　　D.

　　符驮村

　　在杨争光常用的闲章里，有一枚刻着“符驮村长”，他的电子邮箱是“符驮浪子”的拼音。事实上，他不仅是“村长”和“浪子”，更是这个村庄的缔造者。

　　这是坐落在陕西乾县东部的小村，因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名扬天下。我想，若时间有情、文学有情，这个小村会与福克纳的密西西比州约克纳帕塔县，马尔克斯的哥伦比亚的马贡多，以及莫言的东北高密乡一样，成为文学世界里一道永不老去的风景。

　　杨争光好像从没有这样的野心，他沉浸于自己的文学情境，就像他喜欢胡思乱想，喜欢抽烟、闲聊和吃臊子面一样，全凭兴致。关于符驮村，我在1997年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听他说起过，他漫不经心地说要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通过对这个小村的书写，展现半个多世纪的农村变迁。2003年初，《从两个蛋开始》在《收获》杂志横空出世，像一道耀眼的闪电，划过日益疲敝的文坛，给读者制造出此起彼伏的阅读之乐。当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阅读该书成了我和家人的最大乐事。那时候，我还从没去过陕西，但符驮村里的一切已了然在胸，五十多年来，那些性格各异的男女老少纷至沓来，到处飘荡着他们的乡音，他们的明争暗斗，苦中作乐，以及“吃吃喝喝、日日戳戳”的奇闻趣事。整部书都是村中日常，家长里短，鲜活毕现。在符驮村的书写中，杨争光进入一种汪洋恣肆的化境，纵横捭阖，上下勾连，人与事自然生发，既典型又经典，不仅是十多亿中国农民的缩影，也是整个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史——各个重要时期的重要事件，无不在其中找到或清晰鲜明或含蓄悠远的印迹。

　　2006年10月5日黄昏，我曾来到符驮村的原型。当汽车沿着崎岖的土路颠簸着进入村庄时，我看到路的两边熟悉的钻天杨和皂荚树，纵深处是黄叶纷披的玉米田和空寂的苹果园。村口的破旧青砖墙上，镂刻着行楷大字“祥符村”——这个中国乡村的代表正隐没在寂静夕光里。天擦黑，我们赶到杨争光的故居，那是一个两进门的套院，三面房子均为土坯所建——低矮的泥墙，幽暗的窗户，墙上挂着旧箩筐，窗台上散放着核桃般大小的黄柿子。晚饭后，与杨争光的家人盘腿坐在土炕上，闲话村中旧事。因为天已全黑，我没有见到更多的符驮村人。其实，也没必要见，因为他们都永远鲜活地留在了杨争光的书上。

　　我想特别说明，中国作家向来不乏悲愤与沉重的书写，小说原初的“有趣”与“谐谑”已成文坛稀缺“资源”。难能可贵的是，《从两个蛋开始》充满了谐谑与会心，它是我迄今读过的最特别最有趣的书。我甚至认为，这是继《阿Q正传》以来，最好看的一部中国小说。

　　E.

　　要有光

　　因写这篇文字，就想到了“光”的寓意——上帝说：要有光。之所以选择这句话，是因为还想到了人类对于独特的需要。

　　在中国文坛，杨争光绝对是个独特的异数。很少有人能用极简约的文字，讲述出引人入胜的故事；很少人具有个性鲜明的风格化叙述语言；很少有作家在讲述土得掉渣的人情世故时，能做到既幽默风趣又诗意典雅。这些，恰恰都体现在杨争光的文学世界里。

　　与很多名作家相比，杨争光惜字如金，不算丰产。但从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少年张冲六章》到中篇小说《老旦是一棵树》，以及短篇小说《公羊串门》等等，都是文坛公认的杰作。他的很多小说，随便拿出一段都是过目难忘的美文。有铁杆读者甚至可以背诵《老旦是一棵树》。

　　生活中的杨争光兴趣寡淡，很多常人的嗜好，他都不以为然，比如赴宴、出国、旅游等等，虽是著名编剧，却很少进影院，这让他失去了很多与他人深交的机会。同时，常常表现的“不合时宜”和说话“直来直去”，让他与同行以及评论界拉开了距离。因此，虽然作品公认一流，却一直缺乏一流的声势。

　　卡尔维诺在其绝笔之作《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特别阐释了对“轻逸”的看重；巴赫金在论述法国伟大作家拉伯雷时，对其小说的笑谑因素有深入分析，认为狂欢之笑具有双重性，既是欢乐兴奋的，同时也是嘲讽讥笑的，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我从杨争光的小说里，常常感受到那难得的“轻逸”和“双重性”的狂欢之笑。

　　要有“光”。

　◎ 王 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