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青作家谈《收获》:文学经历与它紧紧相连

　　我们的文学经历与它紧紧相连

　　老中青作家谈《收获》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对我们这些有幸和 《收获》结下一生缘分的小说家们来说，它也像是‘母亲河’，只要我们提及《收获》，内心都一片至诚。”在《收获》创刊55周年的纪念会议上，作家马原以简单而诚挚的言辞，道出了许多作家对于《收获》的情感。

　　已经在《收获》上发表了30余部作品的作家王安忆同时也是会议的主持人，为《收获》50周年而庆贺的场景犹在眼前。“这五年中发生的事情又好像是五十年都未曾发生的。我想最大的文学事件莫过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很同意诺奖的标准之一———持续性的写作，莫言的获奖意味着中国文学在当代连续性的写作，其质和量都足够推举出一位作家。而他又正值壮年，还将继续写作下去。这一个持续的文学时代里，《收获》 是伴随我们推进我们一并行走的。”

　　1957年的“反右”运动，让作家从维熙在监狱和高强度的劳改生活中度过了本该是创作黄金期的岁月，刚刚脱离牢狱之灾后，他就将描写“文革”浩劫中牢狱生活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寄往《收获》，本对发表不抱希望的他意外地被告知作品将被刊发。“巴老对我所说‘你要珍惜你的苦难生活，因为这不是中国文人都了解的独特生活领地’，这句话鼓励了我的创作。”他说，“而在巴老的心灵自白中，我看到了《收获》在为文学表现历史真实而鸣锣开道，这在当时中国文坛众多期刊中，怕也是仅此一家而别无分号了。”与巴金多次接触的作家赵丽宏则感怀于巴金为他所写的题词：“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其实也是巴金一生的写照。他说话很少，但你能理解他每一句话，其心胸博大令人感怀。”他说。

　　1980年代，余华、苏童、马原、格非等作家开始在《收获》陆续发表作品，与从维熙不同，他们所处的时代更能让作家发挥独特个性和生命体验。但余华回忆，在那段时期，集中、大量地推介这一批作家的阵地，《收获》 可以说首当其冲。“我有四分之三的小说是发表在《收获》上，不能说我是在《收获》 上发表最多小说的作家，但是我比例肯定是最高之一。”

　　“在我们这批人的‘创作青春期’，特别像掉到了洪水里。你必然是要上一条船，或者拉住一块破木板，你上的那条船，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你未来的创作和生活。”苏童这样比喻，“《收获》 跟我们这批作者的关系其实是一条真正的救生船。在最黑暗、最茫然的洪水当中，我们很幸运地与 《收获》结识、相知、了解，我们对于文学的感怀感念，都跟这条船有关系，跟《收获》有关系。”时隔二十年，马原重新回到了写作的状态。继《牛鬼蛇神》之后，如今身体并不太好的他仍希望能像30多年前成为 《收获》的作者那样，“诚惶诚恐”地把以后的作品交给 《收获》 来选择，“我不知道我还能写多少，但是我还是愿意重头再来。”而格非则在会场上“表决心”，希望能够继续努力，今后将更多地把自己的写作跟《收获》联系在一起。他同时认为，《收获》 的历史可以说是与文学的功能是相符合的。“文学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为了去克服困难、克服我们面临的困境。《收获》在今天也面临着新的社会背景，比如新的媒体、网络、市场化的影响。但正因为有了厚重的历史的脉络，所以我个人更加相信《收获》能够一直这样长盛不衰地走下去。”

　　在许多刊物争相求取作家稿件的时候，许多作家却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作品让《收获》来选择。“这就好比先说‘我爱你’，然后你爱不爱我你自己说，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作家陈村说，“我也知道中国所谓的一线作家，有很多包括我也是被《收获》退过稿的，《收获》也正是因为退稿而保持着这一份光荣。”无论是阅读《收获》，还是在上面发表文章，作家叶辛总能“有所收获”：“择佳作，一切以作品而非人情说话，这个从巴金靳以时代就存在的精神延续到现在，这种对于文学的坚守和坚持已经成为了《收获》的一个传统。”

　　青年作家笛安第一次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时，将其安排在头条刊发的编辑程永新根本不知道她是作家李锐和蒋韵的女儿，只出于对文学新人才华的肯定。而作家艾伟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也是在朋友之间口口相传而被《收获》看中，接到用稿的电话时，艾伟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发往了编辑部。“它把人情和作品分得很清楚，人情归人情、作品归作品，这是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收获》这样的杂志也是一个社会公信，它对所有作家都给予公平的机会，这种品格是非常重要的。”艾伟说。而作家鲁敏则与她在 《收获》 的作品责编叶开也素未蒙面。“虽然未曾见面，但他一直用电话、邮件来和我沟通，或者提出修改意见，沟通的频率相当高。这一点在这个时代编辑刊物的过程中已经很少见了，这是相当值得珍视的传统。”

　　在场的作家中，李锐是相当特殊的一位，他与妻子蒋韵、女儿笛安的作品都曾登上《收获》，这使刊物对他们一家而言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在评价《收获》时，他说：“回头来看新文化运动，总躲不开鲁迅、胡适等作家，也绕不开《新青年》《雨丝》《莽原》这样的期刊。当将来回顾现在的这段历史时，讲到新时期文学运动的时候，有一本杂志是绕不开的，这就是《收获》。它成为了一个中国大家不言而喻的一面旗帜，由巴老创立、逐渐发展形成的一面干净的精神旗帜，我们的文学经历和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类似的话，在作家们口中出现了许多次。也许正像作家孙甘露所说，《收获》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简写本。“它像历史一样，反映了建国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