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吕蒙正故里新立“北宋吕氏五相纪念碑”

　　洛阳市相公庄村吕蒙正故里新立的“北宋吕氏五相纪念碑”。除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外，吕端、吕大防也被“收编”了。

　　□首席记者 于茂世 文图

　　引子

　　郑州二七纪念塔正南约20公里，新郑龙湖镇正南约5公里、107国道西侧约800米，有一个很不著名的小村——它就是新郑市郭店镇武岗村。

　　在郑州，郑东新区双河湾(东风渠与七里河交汇处)是非常有名的；自双河湾沿七里河上溯约30公里，就到了七里河的源头。七里河的源头有一个很不著名的小村——它就是新郑市郭店镇武岗村。

　　武岗，武岗，自然是一片高冈。

　　不但流向东北，流经郑东新区的七里河、流经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潮河发源于以武岗为中心的那片高高的土冈，而且西南，流经新郑市城区的黄水河，也发源于以武岗为中心的那片高高的土冈。

　　这片高高的土冈，西依嵩山、箕山，是七里河、黄水河、潮河等的发源之地。

　　这片高高的土冈，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

　　这块风水宝地上，安奉着一个崛起于大宋时代的著名家族——吕氏家族的灵魂。

　　吕蒙正、吕蒙正之侄吕夷简、吕夷简之子(三子)吕公著祖孙三代相继为相(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吕夷简次子吕公弼官拜枢密使(国家最高军事长官)，史称“三世四人”。另外，吕夷简长子吕公绰、四子吕公孺也相继权知开封府(首都最高行政长官)。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一个庞大的“三世四人”吕氏家族墓地建筑群，经过900多年的岁月洗刷，而今剩下的，只不过是田垄里的两堆黄土而已。

　　面对两个土堆，古人、今人都患过“记忆错乱”。

　　“吕蒙正墓。”武岗村村民司国臣指着村前的一堆黄土，面对记者的询问，回答得很是干脆利索。

　　“老人说法有误，这是吕公著的墓冢。”陪同记者采访的新郑市文物局官员胡亮解释道。

　　武岗村东约2000米、郭店镇李坟村东约500米的另一堆黄土，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版《新郑县志》将其写成吕蒙正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版《新郑县志》予以“勘误”，将其“归还给了”吕夷简(吕蒙正葬在洛阳金石乡奉先里)。

　　吕蒙正“寒窑苦读”，状元及第，是大宋帝国的第一位状元宰相，堪称那个时代“ 丝逆袭”的典范。

　　一切荣光都给了“ 丝逆袭”的吕蒙正，乃至安奉吕夷简、吕公著灵魂的坟头。

　　作为“官二代”、“官三代”，吕夷简、吕公著尽管没有吕蒙正那般传奇，但是他们位至宰相，超越吕蒙正官拜“平章军国事(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兼国家最高军事长官)”，在300多年的大宋历史上享此尊荣者也就三五人而已，吕夷简、吕公著父子却占了两席。

　　吕公著，不但官做到了最大，而且学问做到了最高。

　　称其学问最高的，不是别人，正是讨厌吕夷简、恃才傲物的欧阳修(1007年~1072年)。《宋史》云：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中国学行之士，首以公著对”。

　　吕公著(1018年~1089年)，宋仁宗嘉祐(1056年~1063年)年间已经修炼成了大学问家——“魁儒”；宋哲宗元祐元年，吕公著与司马光共同执掌朝政，尽废“王安石新法”，成为元祐党的领袖——“党魁”。

　　是非成败转头空。

　　900年后，吕公著那曾经堂皇过的“阴宅”，也就是田间那一丘疯长着野草与野树的黄土……

　　宋仁宗的“无为而治”

　　“屌丝逆袭”是每一位生活在底层的人都在做的梦。

　　寒窑书生吕蒙正状元及第，官拜大宋帝国第一位状元宰相，也因此成为千古歌唱的中国式梦想。

　　但是，倘若大宋皇帝不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列为一项基本国策，吕蒙正恐怕会永远“屌丝”下去，在历史的长河里杳无踪影。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吕蒙正状元及第，太宗为其写诗、赐宴。自此，皇帝为新科状元写诗、赐宴成了大宋帝国的定例；自此，“屌丝逆袭”成为大宋帝国的一道风景。吕蒙正起于“寒窑”后，还有“断齑画粥”的范仲淹、“以荻画地”的欧阳修……

　　吕蒙正宽厚质朴，以正道自持，不记人过。儿子曾对其说：有人说您没啥能耐，您的职权被同僚们给分光了。吕蒙正笑笑，说：“我哪有什么才能呀！皇上提拔我，只是看上了我善于用人。我作宰相，人若不尽其才，那才是我真正的失职啊！”

　　宽厚有宽厚的道理，强势有强势的理由。

　　吕蒙正退下来后，真宗两次从开封前往洛阳吕府，问谁可担当宰相。

　　吕蒙正推荐了宽厚的富弼，强势的吕夷简。“上谓蒙正曰：‘卿诸子孰可用？’对曰：‘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州推官，宰相才也。’”

　　科举不断取士，屌丝不断逆袭，士大夫集团不断壮大，而且一个更比一个“刺头”。

　　吕夷简对反对他的人不够宽容，有时候将他们贬出京师外任，薄惩以示其威，如孔道辅、范仲淹等。

　　说吕夷简不够宽容，也是相对于吕蒙正等而言的。

　　吕夷简之后，宋朝又出了一位强势宰相，那就是韩琦。

　　宰相强了，皇帝似乎就弱了。也因此，仁宗得了“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的评论。

　　但是，“百事不会”的仁宗却铸造了雄视中国历史的“仁宗盛治”，以致连王安石在其呈献给神宗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都说——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大臣贵戚，左右近习(亲近)，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奸佞)，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遗落)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举荐官员伴之以连坐的法律责任)之效也。”

　　在这儿，王安石所言“公听并观”，说的无非是仁宗皇帝“无为而治”，静待台谏、宰相互相监督——

　　“其言是则黜宰相，其言妄则黜台谏”，“凡所差除(宰相任命官职)，(皇帝)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进退宰相，“皆取天下公议”，仁宗“忘己而用人”。

　　如此这般，大宋帝国也就在人类历史上率先架构起一个皇权、相权、谏权三权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政治格局：“台谏不敢矫诬，而宰相不敢恣横”；“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

　　不只是庙堂之上，就是在地方政府，大宋也构建起了一套自家的管理机制：知州是一州行政长官，通判掣肘知州，起着监督作用，也叫监州；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

　　谁都想“和尚打伞”。因此，就有臣下劝说仁宗“先带个头”，云：“陛下当收揽权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揽权柄？”或曰：“凡事须当自中出，则福威归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

　　仁宗的理性选择，架构起来的这一“皇帝与士大夫共治体制”被当下著名宋史专家李裕民先生称之为“皇帝时代最进步的体制”。

　　宋神宗的“国是”是非

　　庙堂之上，三权并立。

　　看上去有点儿“扯皮”，甚至有点儿像美国总统与参议院、众议院之间的那种“扯皮”，有点儿乱，甚至行政效率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但是，这一体制好不好呢？

　　当然，以当下的标准看，这都是皇帝与士大夫们分权共治，与百姓、与天赋人权还不是一回事儿。

　　但是，就这当时还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呢。

　　长城不是一天垒起来的。

　　至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样那样的曙光：中国人早在大宋时代就知道至高无上的皇权不是不可侵犯的，它是可以分割而且必须分割的，皇权、相权、谏权三权是可以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

　　这事儿，王安石觉得不错，欧阳修、苏轼有时就会觉得有那么点儿不爽。包括“千古完人”范仲淹，都觉得有那么点儿“扯”了。

　　宋仁宗无为而治，还表现在仁宗朝无“国是”，也就是必须坚持、不容置疑的大政方针，余英时先生称之为“最高国策”或“正确路线”。

　　仁宗任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当新政遭到士大夫们群体反对时，他就果断地停止了新政。李裕民先生认为，仁宗这样做，可以避免“造成政局不稳，社会动乱”，仁宗“虽然没有继续用范仲淹推行新政，但他深知范仲淹是一位正派能干的人，并没有去整他，而是让他到一些具体部门去发挥作用。这样的结果是，宋仁宗时期成为宋代乃至中国古代最好的时期，政局十分稳定，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文化达到空前的高峰，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人物”。当然，皇权、相权、谏权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政治格局的出现，还得益于仁宗朝有一批有风骨、惜名节、不怕贬降、直言敢谏的优秀台谏官，如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包拯、唐介等，他们都以敢于言事为荣，都以持禄固宠为耻。

　　相较于仁宗，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国是”。

　　如果仁宗把“庆历新政”作为“国是”的话，那么他就像神宗那样将“王安石变法”进行到底。

　　神宗高举变法“国是”大旗，一番积极努力，谏官相继被贬，三权并立的政治平衡走向崩溃——

　　北宋学者王偁在其《东都事略·王安石传》中列举了王安石对台谏官的贬降：“自安石变法以来，御史中丞吕诲首论其过失，安石求去位，神宗为出诲。御史刘琦、钱顗、刘述又交论安石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亦继言，皆坐贬。同知谏院范纯仁亦论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罢谏职。吕公著代吕诲为中丞，亦力请罢条例司并青苗等法，谏官孙觉、李常、胡宗愈，御史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安石变法非是，以次罢去。”

　　纵观神宗，也不是个“专制狂”。

　　其之所以打破仁宗构建的政治平衡，无非心里装着个挥之不去的“国是”而已。

　　没有“国是”，也许有点儿“扯皮”，有点儿效率低。

　　但是，“国是”来“国是”去，“国是”却将北宋推向了“崩盘”。

　　如此这般，还是没啥“国是”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