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华谈李继宏版《小王子》:一个译本只能活50年

　　就是“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这样的字眼，引发了诸多争议。

　　■新快报记者 陈思呈

　　现存50个《老人与海》的译本中有1000多处错误？

　　现存56个《小王子》的译本里有200多处硬伤？

　　徐迟所译《瓦尔登湖》里的所有动植物，没有一个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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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颇能挑动读书人神经的话语，出自新年伊始由“果麦文化传媒”推出的青年翻译家李继宏的系列译作《小王子》、《老人与海》、《动物农场》等书的腰封和宣传文案中。这些颇具“挑衅性”的宣传文字立即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强烈不满，并由此在豆瓣网上兴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针对李继宏上述译著的“打一星（最低星）运动”———截至1月17日，网友给《小王子》打出了3.7分的低分，《老人与海》仅得3.2分，《动物农场》只为2.5分———很显然，这个分数针对的并不是奥威尔、圣埃克苏佩里和海明威，而是书的译者李继宏。更确切地说，是针对上述译本的宣传文案。

　　是事关翻译界的一场学术争论？还是彻头彻尾的商业宣传？近日，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李继宏和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原广州翻译协会、全国译协常务理事黄建华老先生。

　　宣传语是狂妄还是诚实？

　　李继宏：“如果不认为自己翻译的是最好的，那出书干什么？”

　　李继宏曾译过《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等畅销书。在采访中他告诉记者，他不认为这套译作的宣传语有什么不妥。“宣传语是出版编辑的劳动，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但我个人认可这个宣传语。现在市面上已经有那么多名著译本，如果不是认为自己所翻译和出版的是最好的，那出出来干什么？那不是浪费纸张吗？如果认为自己翻译的和出版的是最好的，又不敢说，怕得罪人，还要说别人的好，那不是虚伪和孬种吗？”

　　记者问及，这种霸气侧漏的宣传语有没有为吸引眼球而故意与中国人一贯的谦虚作风反其道而行的可能性，李继宏表示，路金波（即“果麦文化传媒”的创办人、董事长）和他本人都是有话直说的人，他们只是“直话直说”罢了。“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言论的自由。有人认为做翻译要谦虚，我想，那么你自己谦虚就行了，没必要来要求我。有人骂我，我认为你有骂的自由。”

　　真有那么多错误？什么样的错误？

　　李继宏：时代的原因，那时的检索手段没有现在方便。

　　对于宣传语中指“前人译本有200多处甚至1000多处错误”，李继宏表示，他虽然对这些错误没有一一对照，但编辑也会与他沟通，比如他译为“罂粟花”而他人译为“虞美人”，李继宏对此解释：虽然虞美人也是毛茛目罂粟科罂粟属下的一种植物，但作者在原文中写的其实是罂粟属下的罂粟花。而且，“如果你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你就知道，罂粟花在西方有它特殊的含义和象征，在原书的语境下，必须译为罂粟花”。诸如此类。

　　至于“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中把很多动植物译错的情况”，李继宏举例说，比如梭罗提到“十七年蝉”，原文是“seventeen-year locust”，徐迟竟然把它译为“持续了十六年的蝗灾”。

　　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李继宏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些译本多数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翻译的，那时候中国跟西方的交流非常少，译者的生活方式与西方文化隔膜很大，这会直接影响他对作品的理解；第二，那时的检索手段很匮乏，没有互联网，查东西只能上图书馆藏。徐迟翻译《瓦尔登湖》中的很多动植物都译错，就是因为当时是解放前，中国的动植物学科都没有建立起来，检索手段也很少。不像现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就有一个在线的植物辞典，查起来非常方便准确。

　　什么样的译本才是好译本？

　　网友：语言没有天赋，再准确也不看。

　　此次事件之所以会引起众多议论，归根到底，还在于“什么样的译本才是好译本”的问题：是“可读性”更重要？还是“准确性”更重要？是“忠于原作”更重要？还是“适应国情”更重要？

　　有网友指出，虽然李继宏指出前人译著中一些所谓“硬伤”，但一个译本的个别专业名词是否准确，对一个文学读者来说，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读起来是否文采流畅。“比如说我喜欢傅东华译的《飘》，是因为他的中文功底好，他译的小说作为中文小说来看也是一流的，而我看过另一个译本《乱世佳人》，虽然据说更准确，但作者中文底子不好，语言没有天赋，这样的书，再准确我也不看。”该网友接着说，“我还喜欢李健吾译的《包法利夫人》，中文语言简直比得上张爱玲的语言，谁会去介意里面关于一朵花、一个面包的译法是否准确呢？”

　　“翻译不应该仅仅是个手工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创造。”这是部分网友的意见。

　　是“错误”还是“修饰”？

　　黄建华：只有永恒的作品，没有永恒的译本。

　　与李继宏的说法相反，很多网友也认为，被李继宏斥之为“错误”的翻译，有不少是译作中通俗易懂、适合国人阅读习惯的地方，比如《月亮和六便士》中傅惟慈的译本里，对“可颂”（法语中是“羊角面包”的意思）的翻译是“一个月牙形的面包”，这也被李继宏列为“错误”之一，但是网友说，可颂本来就是法式的“月牙形的面包”，“拜托，这样译更易懂好不好！”

　　那么，究竟如何界定翻译上的错误？“果麦文化”指出的很多“错误”，是否只是一种语意上、语感上、表达上的差异？对此，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原广州翻译协会、全国译协的常务理事黄建华老先生说，在翻译学上有一个说法“只有永恒的作品，没有永恒的译本”。一般来说，一个译本只能“活”50年，过了50年，就必须有新的译本，因为旧译已经不适合社会的语言习惯和行文习惯了。所以，今天的新译本能比旧时代的译本获得更多的读者，这是正常的。

　　至于以前的名译者会被指出各种“错误”，在界定翻译错误这个问题上，黄建华先生认为，要分两种情况来看待。一种是硬伤，也就是说，确实是译错。另一种则是为了适应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为了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而特意归划到中国文化的语境。比如，《月亮和六便士》中傅惟慈的译本里对可颂的翻译是“一个月牙形的面包”，这个确实不能算是错误，“可颂是一种松软的法式面包，如果我来译，可能简单译成‘法式面包’，这恐怕也是错了。”黄先生笑说。

　　应该对前人译作抱什么态度？

　　李继宏：中国人心中都有“厚古薄今”倾向，认为大师不容质疑。

　　李继宏认为，之所以这次宣传语会引起广泛不满，有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心中都有“厚古薄今”的倾向，甚至有“造神”倾向，认为前人的“大师”是不容质疑的。但事实上，就文学翻译而言，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译本，也没有所谓的大师。“译稿就像电脑软件，而客观的时代环境就像电脑硬件，硬件升级了，软件也应该跟着更新。现在我们再死抱着几十年前翻译的名著译本不放，就像用一台四核的电脑却装了Windows 95操作系统一样荒谬。”李继宏说。

　　黄建华：后译比前译好，不是什么堪可自夸的事。

　　黄建华先生则认为，以前的翻译家尽管有难免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译法和错漏，但仍然功不可没，没有前译的劳动基础，也就没有后译的成绩。后译比前译好、更准确、更细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什么堪可自夸的事情。翻译本来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的工作。反之，如果出了新译本，却对老译本的一些错误之处紧咬不放，确实没有必要。

　　黄建华也指出，以前的译者大师，确实也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翻译界有很多事情存在争议，比如诗人来译诗到底好不好？有人说，诗人译诗，能译出诗味，但是诗人译诗，也有可能“重新创造”，未必完全遵循作者原意。“留法诗人李金发翻译的某首诗歌就有一些错误。”黄建华先生说。

　　那么，该如何评判两个译者的水平孰高孰低？黄建华先生说，唯一的办法是，拿一本都是首译的书，字数相当，然后统计其中的错误率，这样才存在对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