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游击队之母遭日军俘虏 受尽酷刑(图)

　　我在圣诞节之前飞往吉隆坡，转乘巴士前往怡保。一个叫刘锡康的当地华人开车来接我。他这人六十来岁，一看就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安顿下来之后，他即带我到了卡迪卡素夫人的墓地，那是个教堂内的墓园，墓盖上落满了枯叶。我看到刘锡康弓着腰身，一片一片地捡着墓盖上的枯叶，看得出他对于这个墓园主人的情感很深。而后，他带我去了卡迪卡素夫人当年的诊所。这个名字叫甲板的小镇离怡保十几公里，仅有的一条街有半条街的屋子外墙长满了藤蔓野草，而且热带灌木还在继续吞噬着剩余的墙体。刘锡康在十年前租下了这间卡迪卡素夫人当年做诊所的房子，因为他怕这房子会倒塌了。他自己花钱修理了外墙屋顶，还到处收集当年诊所里的物品，把这个屋子做成卡迪卡素夫人的博物馆。

　　我和刘锡康本来天各一方，是因为这位死去已六十多年的卡迪卡素夫人才在网上认识的。三年前，我为写作《沙捞越战事》一书而查阅了很多“二战”时马来亚华人游击队抗日的史料。有一次我发现了一个叫卡迪卡素夫人的词条和一张陈旧的黑白照片。那是一个剪短发的女人，模样像是欧洲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她留下了一本书《NO DRAM OF MERCY》(绝无怜悯)。书里讲述在日军占领时她给山上的华人抗日游击队治病疗伤，后来被日军抓获受尽折磨的故事。当我读过了这本书之后，心里充满了崇敬和伤感。我很奇怪像卡迪卡素夫人这样用生命帮助过我们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人的事迹竟然在中国大陆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于是我决定去深入了解这件事。我很幸运在网上遇见了刘锡康，于是就有机会进入到卡迪卡素夫人的生前环境中来。

　　怡保寻访

　　这天晚上，我本来是想请刘锡康帮我找一家酒店住下来，可是他说何不住到卡迪卡素夫人的诊所里去呢？于是，我在楼上的一间房间住了下来。这里很干净，看得到后面的院子。院子里种着翠绿的植物，还有一扇后门通往后面临近山坡的小路。经过一整天的奔波，我已十分疲倦，刘锡康也需要赶回10公里开外的怡保处理一些事务。我到楼下的后院里冲了一个凉，回到了房间倒头便睡，睡得很深很深。

　　经过一阵睡眠，我再也没有睡意，感到神清气爽。我打开了窗，看着远方在月色下闪着黝黑亮光的中央山脉，隐隐约约感觉到在黑夜的掩护下，山上的华人游击队伤病员正小心翼翼地向着这座房子走来。我已经睡不着了，索性不睡了。我起身走下楼。在楼下的诊所里，一切的摆设和当年卡夫人在这里开诊所时一模一样，诊所好像还处在服务状态，那些消毒的锅具、盛满奎宁药片的玻璃瓶、包扎伤口的药棉纱布随手可取。而在那张卡夫人给病人看病的桌子上则是干干净净没有摆放任何东西，唯一的只是一本硬皮的书。我走近了桌子坐了下来，拿起了这本书。这就是卡迪卡素夫人写的那本《NO DRAM OF MERCY》。我把书打开，慢慢看起来。上世纪四十年代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在我眼前呈现开来。

　　西碧儿·卡迪卡素1899年出生在靠新加坡一带的柔佛州，母亲是印度人，父亲是苏格兰人。她小时候一直想当医生，可家况窘迫，只能在一家护士学校学做助产士。她十八岁的时候，在一次学生联谊会上结识了AC·卡迪卡素医生，之后和他结婚了。1925年AC医生被指派到北部彭亨州当医院院长。那个地方非常偏僻，夜里有野生的大象从门外的街路走过，把鼻子伸进水井里汲水喝，老虎的足迹也时常印在泥泞的街中心。后来，卡迪卡素一家人搬到了怡保，在波士打路141号买了一个两层宽敞的店铺，上面是住家，下面做诊所和药房，开始了私人行医。这个英国式的私人诊所很快就成了怡保城里知名的地方，经常会举办下午茶会。那个时候怡保城里以华人居多，卡迪卡素夫人很快就学会了流利的中国话、广东话，甚至福建话，中国人成了他们家诊所的主要客源。

　　和平的生活被日本人的入侵打破了。1941年圣诞前夕，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怡保城。她家的房子被炸起火，炸弹的碎片击中她的丈夫腿部。为了躲避战乱，她一家人只得离开怡保，在路途中经过一个叫甲板的地方。这里靠着大山，被浓郁的树木包围，看起来相对安全一点。一个印度裔的朋友提供了甲板街74号的房子，她一家人就安顿了下来并开始为战乱中的人们行医。

　　卡迪卡素夫人起先以为英国的军队会抵挡住日军的地面进攻，想不到他们很快就土崩瓦解投降了。日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横扫了马来亚，开始血腥的统治。在沦陷的日子里，饱受屈辱的卡迪卡素夫人怀念以前的自由生活，痛恨日军的残暴行径。她所盼望的英国军队不见踪影，但是，在大山和丛林里开始成长起了一支抗日的军队，那就是华人抗日游击队。华人抗日游击队发展得很快，在甲板镇后面的大山里面就有一个第五支队的营地。日军不时会开进山里围剿，但每次都会抬着尸体和伤员出来，游击队始终活跃在丛林里。

　　一个上午，游击队派了一个年轻人来和卡迪卡素夫人联络，希望得到她的医疗帮助。卡迪卡素夫人其实早已暗中帮助山上的游击队。之前有游击队员下山到她的诊所来看过病，他们像普通病人一样排队候诊，卡夫人从他们的皮肤颜色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密林营地的人。热带雨林葱郁叶子过滤了阳光，因而在他们的脸色上留下一丝丝青苔绿色的印迹。卡迪卡素夫人虽然并不同意游击队的所有做法，但敬佩他们在英国人败退之后坚持与日本占领者战斗，愿意尽最大力量帮助他们。她把一大批药品送进了密林里游击队的营地，安排病重的伤病员在夜里到她的诊所看病治疗。她把诊所后边院子的一间房子作为专门接待游击队伤员的地方，许多个夜里，当后面的小门响起三声敲门声时，卡迪卡素夫人就会开门让她的伤病员进来。霹雳州的抗日游击队在甲板镇后面的大山里专门修建了伤病员营地，让他们在夜色中来到卡迪卡素夫人的诊所得到治疗。这些伤员里有的是患了疟疾，有的则是受了枪伤要从骨缝里面取子弹。在后来的近两年时间里，卡迪卡素夫人给游击队输送了大量的药品，不计其数的伤病员在她的治疗下得到了康复。山里的抗日游击队员对卡迪卡素夫人的医疗支援而心怀感激，暗地里称她为“游击队之母”。

　　游击队之母

　　被日军俘虏，受尽酷刑

　　然而，日本人慢慢发现了卡迪卡素夫人和华人游击队的联系，于1943年7月逮捕了卡迪卡素夫妇。在后来的审讯中先后有两个日本宪兵军官，一个叫国近，一个是野田。国近是做动物标本出身的，知道动物解剖学，对卡迪卡素夫人的拷打会选择最痛的部位但不伤她身体主要结构；而那个野田则完全是个冷血动物，审讯时往死里打。一次在盛怒之下用木棍横击卡迪卡素夫人的腰部，打断了她的脊椎骨。在她倒地昏迷之后，还用大皮鞋往她的下颌踢了一脚，踢裂了她的下颌骨。但是卡迪卡素夫人在严刑拷打之下始终没有向日本人说出游击队的联系人和营地位置等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