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艺术家史行忆鲁艺：在陕北窑洞里办"文艺沙龙"

　　放眼全中国，延安“鲁艺”时的老艺术家还健在的屈指可数，在浙江，有这样一位“老祖宗”一般的人物。他的一生与文化艺术密切相联，是新中国革命文艺工作的见证者。这个人，就是史行。

　　采访史行在一个午后，记者推门进去时，他正在病房里翻看照片，满满一床，那是他的宝贝，是他的青春记忆，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2007年3月记者第一次采访史行时，他红光满面声若洪钟，思路清晰，是个笑眯眯的“文化老头”。6年之后，当记者再次坐到他面前时，他依旧笑眯眯的，不过，因为声带小节，声音有点沙哑，有些往事也已经记不清了。不过当他翻看那些老照片，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依然浮现出来，比如，在鲁艺学习的那些日子。

　　史行是鲁迅艺术学院(鲁艺)二期学员，也是浙江唯一一个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的老艺术家。更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位革命者，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

　　1949年后，当年的鲁艺师生从陕北窑洞走向了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栋梁，我们从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中就可以想象当时的盛况：周扬、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张庚、周立波、贺绿汀、沙可夫、华君武、公木、冯牧、穆青、贺敬之……

　　对那段岁月，史行的总结是：“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也是最快乐的地方！”当时吃的小米粥，是发霉的米加莴笋叶子，苦极了，还要开荒、演出，但大家生活得很愉快，有饭吃，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搞文艺很开心。”史老说。

　　史行的家庭是名副其实的“艺术之家”。在延安时，他认识了在边区宣传队又演戏又当文化教员的夫人，并结下了一生之缘，他的三个儿子，也都从事文艺工作。孙女史兰芽，则是一名影视演员。她出演的电视剧《围城》、《江山》与《鲁迅与许广平》，都深受观众喜爱。

　　采访时，老大和老二一直陪在身边，时不时地提醒父亲：喝口水，休息一下。

　　看着白发苍苍的史行豁达乐观地谈延安，谈鲁艺，谈他坚守信念的一生，谈浙江的文艺，那种明朗坚强，让人深深感受到这位97岁老人强大的魅力。本报记者 南芳

　　人物名片

　　史行：1916年生，江苏宜兴人。1938年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鲁艺实验话剧团导演。建国后，历任装甲兵文工团团长，总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代局长。创作剧本有：《再上前线》、《信号枪》，导演有《以革命的名义》。2007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

　　他是演员，上中学时，就被在上海中学执教的吴仞之(话剧导演、戏剧教育家、词人)看中，在他创办的“上中剧社”里担任了主演。

　　他是导演，跟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前苏联戏剧教育家、理论家)的弟子、前苏联名导普拉东·乌拉基米尔·列斯里学习过两年，欧阳山尊(中国戏剧奠基人、北京人艺创始人之一)是他同学。

　　他是厅长，在他手下，浙江的越剧小百花、金华婺剧名扬全国，歌舞、杂技等文艺团体也欣欣向荣。

　　(以下记者简称“记”，史行简称“史”)

　　在窑洞里办起“文艺沙龙”，当年的鲁艺故事，史行讲给我们听

　　他，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文化沧桑

　　【鲁艺学员】 在窑洞里办起“文艺沙龙”

　　周扬、何其芳、陈荒煤、冼星海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那时看的剧是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白茶》、《蠢货》，曹禺的名剧《日出》。

　　记：您是陕甘宁边区的最高文艺殿堂——鲁迅艺术学院(鲁艺)的二期学员，学院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

　　史：抗战爆发后，大批沦陷区和大后方的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奔赴延安。1937年秋，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来到延安，这是延安来自大都市的第一个文艺团体，后来毛主席说要办个学校，培养艺术人才。

　　记：当时的文艺形式是与革命形势紧密相关的吧？

　　史：对，留苏出身的戏剧家沙可夫主持起草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这份文件至今仍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道出了鲁艺创立的初衷：“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是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

　　记：您还记得那时鲁艺是什么样子吗？

　　史：在学校大门口，挂着一块长条的大木牌子，上边写着“鲁迅艺术学院”几个黑色大字。这是毛主席亲笔书写的。大门里面，矗立着一座巍峨的可容五六百人的教堂，教堂里面有一个台子，后来成了我们演出中外名剧的舞台。

　　记：您还记得鲁艺的同学、老师吗？

　　史：当时鲁艺的老师周扬、何其芳、陈荒煤、冼星海等，大都在大城市有过很好的生活历练与文化熏陶，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有的还留学国外多年，他们把外面的世界带到陕北的窑洞里。我们还办起了洋味十足的“文艺沙龙”，曾担任文学系主任的诗人萧三用俄语朗诵普希金的长诗，而何其芳总是用很重的川东腔朗读，自然亲切。

　　记：说起鲁艺，就自然会说到大名鼎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您能回忆当时的情景吗？

　　史：毛主席讲话时，我去外地开会了，回来后，我好好地学习了讲话，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他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随后，鲁艺人走出了象牙塔，从民间文艺、陕北民歌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我导演的歌剧《白毛女》，当时很流行，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话剧导演】 拆了蚊帐做陈白露的纱衣

　　以前一些传统的戏剧曲目，布景都很简单，就是一桌两椅，而其他的舞台美术，都存在于演员的身上。这才叫传统。戏曲可以发展，但要继承传统。

　　记：看过您的戏的人，都说您的导演风格，很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味道？

　　史：解放后，当时苏联派了许多专家，援助中国各方面的建设。我跟苏联名导普拉东·乌拉基米尔·列斯里学过两年，当时跟我一起的还有阿甲、欧阳山尊。他的教学方法有别于国内一般的教学方式，很有特色：每天布置作业，即创作任务，第二天上课要求学生在舞台上表演。

　　记：那段学习，给您留下很深的印象？

　　史：学艺的日子很辛苦，老师很凶，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会严词相斥。才三十多岁，我头发就白了。不过，教授的都是一些基本功，比如如何与演员交流，如何启发演员等，对我以后影响很大。

　　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出来后，对您的艺术创作是否有很大的影响？

　　史：嗯，那是抗战时，我们给老百姓演《日出》，把好一点的蚊帐拆了做陈白露的纱衣，可这种生活，当地百姓根本就没听说过；演莎士比亚的戏，王子穿着紧身的棉毛裤上场，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什么啊？好像光屁股似的。

　　那怎么办？改啊！老百姓看不懂话剧，那我们就要学秧歌，学地方戏。就像《讲话》中说的，文艺，首先要面向人民群众。后来，秧歌队就出来了，百姓特别喜欢，我自己也上街扭过秧歌。

　　记：听说您有一次看戏，因为布景根本称不上“艺术”，上前“训斥”了当时从北京重金聘请的导演？

　　史：嗯，导演为了制造逼真的效果，在舞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并在上面倒满水，而演员就在上面表演。不一会，演员的服装就全湿了，形象全无，这还是艺术吗？

　　【文化官员】 推出小百花，打造浙江越剧

　　“文革”以后，越剧人才青黄不接，有“四个花旦两百岁，三个老生两颗牙”的说法，我提出抓一个团，来带动全省剧团。就是后来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记：当了20多年浙江省文化厅领导，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史：“文革”以后，越剧很快得到复苏。1981年全国越剧团恢复到130多个。在这个时期，上海及其他省的越剧相对来讲影响较小，而浙江的越剧却有剧团数量上、人才资源上的优势。我来杭州之后，领导给的任务是把越剧搞上去。

　　记：当时越剧人才青黄不接，有“四个花旦两百岁，三个老生两颗牙”这个说法，您压力很大吧？

　　史：对，我提出抓一个团，来带动全省剧团，当时有很多不同意见。1983年，刚好有一个机会，要带越剧去香港演出，我就借机搞了一个“小百花”汇演，一部《五女拜寿》打响了头炮，受到了香港观众的热烈欢迎，结果出了茅威涛、何英等人，也在越剧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些演员当时大部分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形象靓丽。回来后，这些人组了一个团，就是现在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在去香港之前，我们请了编剧顾锡东、导演张俊生、作曲胡梦桥、昆曲名家汪世瑜等江浙沪戏曲的中坚力量，辅导她们整整一年。

　　记：那次汇演，可以说是最早的选秀吧？当时，茅威涛、董柯娣等人都是下面剧团的台柱子，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

　　史：茅威涛当时是桐乡越剧团的，来了之后，桐乡来要人，我们没有放人，直到现在茅威涛还老跟我开玩笑：“史爷爷，要是没有你，我就没有今天。”

　　记：您在任时，有一批名演员，盖叫天、周传瑛、王传淞个个都很有个性，您怎么跟他们相处？

　　史：我搞艺术出身，懂艺术，知道演员的重要性，我抓了越剧，也没有放松对昆曲、京剧的培养。我请人把王传淞、周传瑛等人的表演拍下来，制作成碟片《南昆一脉》，用于学习。

　　记：1962年，您带婺剧晋京，原定只演出半个月，因演出轰动而在京连演一个多月，郑兰香、吴光煜也因此一举成名，您能谈谈当时的情景吗？

　　史：婺剧好看，武戏精彩，有特点，那次晋京演出，主要的上演剧目是乱弹大戏《三请梨花》与《双阳公主》，滩簧小戏《牡丹对课》、《僧尼会》与《断桥》等。刚开始，北京的观众看到宣传单都不知“婺”这个字念什么，演出完了，大家就记住浙江的婺剧了。后来，周总理还指定演这几出戏招待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有些影视剧太不尊重历史了

　　“文脉”做到现在，史老是最高龄的一位，所以有特别丰富的人生故事，我们被这段有如传奇的内容深深吸引。

　　史行的一生充满传奇。

　　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当然后来，他总是跟大家说，咦，就一个落魄的地主)，生活优渥，上小学时，他就经常一个蟹黄包子就着一碗鸭汤当一餐，以至于现在他不吃包子，因为看到包子就腻。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好歹也算个“富二代”，可他就这么干上了革命。

　　史行先爱上了演话剧，在那个年代，搞文艺，当然不是闹着玩的，通过文艺，他走了革命的道路。一次正值国民党特务抓捕进步青年，当时史老所在上海中学的一位训育主任，提前向他透露了消息，骑了一辆自行车把他带走，才使他得以脱逃。而在这之前，史老并不知道这位训育主任是共产党员。

　　当然，革命这条路他走得很曲折，申请入党近10年才成功。因为他的身世特殊：舅舅(养母的弟弟)任援道是个大汉奸，曾是汪精卫的左右手。

　　而他后面的经历则像一部战争大片。

　　他上了陕甘宁边区的最高文艺殿堂鲁艺班，住窑洞，抗日打敌人，解放大西北，抗美援朝……

　　因为战乱，没有锅，只有米，饿了怎么办呢？他们把湿毛巾裹着米，然后外面糊上一层烂泥，放在火里烧。吃完以后，毛巾洗一洗，接着用。

　　“现在有些影视剧，太不尊重历史了。那个时候，哪里来的锅啊。”史行经常看着电视对着儿子们嚷嚷。

　　本报记者 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