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小凤仙无恋情？ 家人证实2人关系平淡(图)

　　一生矢志为同胞争人格　烽火家书见证夫妻情深———

　　对我来说，幸与不幸是与生俱来的。不幸的是，出生时因医疗事故导致终生残疾；幸运的是，生长在一个既普通又不普通的家庭里，我的外公蔡端是蔡锷将军的长子。

　　我的曾外公蔡锷13岁中秀才，被誉为神童。17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从此成为思想文化巨匠梁启超的得意门生。18岁留学日本时投笔从戎，立志军事救国。1911年领导云南新军成功举行起义，宣布云南独立，出任云南都督，两年后奉调进京。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曾外公巧计出京，回到云南发动护国起义，推翻了洪宪帝制。1916年，曾外公病逝于日本，被国葬于长沙岳麓山，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以短短34年的青春，谱写了一段辉煌的传奇。而当国家历史与家族历史重合在一起时，记录和传承它们，便成为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蔡锷将军的妻室

　　1981年，电影《知音》公映，蔡锷将军和小凤仙的故事红遍大江南北。影视作品虽然提高了蔡锷将军的知名度，但也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一些困扰。

　　提起蔡锷，人们通常会想到小凤仙。在相关的影视作品中，蔡将军身边的女人似乎只有小凤仙。

　　1981年，电影《知音》公映，蔡将军和小凤仙的故事红遍大江南北，当时就有人说我的外婆是小凤仙的儿媳。这种误解不时出现。在那个对文艺作品还缺乏理性认知的年代，一部电影虽然提高了蔡锷将军的知名度，但也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些困扰。

　　与刘森英订下娃娃亲

　　我的曾外公蔡锷将军有两位夫人。大夫人叫刘森英，宝庆府(今湖南省邵阳市)武冈州人。小时候因不受继母喜爱，所以被寄养在伯父刘辉阁家中。曾外公不满周岁时随父母和姐姐从邵阳县迁居武冈，六岁开始到刘家上私塾。刘辉阁是当地秀才，他见小松坡(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聪颖过人，便将侄女刘森英许配给他，算是给两个孩子订下了娃娃亲。订亲那年，曾外公七岁，曾外婆才四岁。直到1902年冬，留学日本的曾外公回国省亲，才正式成亲。因为曾外公在1900年改名为“锷”，所以成亲后曾外婆也有了新名字——刘侠贞。

　　1904年，曾外公毕业回国后，只在湖南逗留了半年即赴广西履职。半年后，他把母亲和妻子也接到了广西，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在这期间，刘夫人给曾外公生下铸莲和福莲两个女儿。

　　1911年春，曾外公转到云南任职。此时云南军界成分十分复杂，中高级军官里北洋系人多势众，中下级军官里留日士官生也颇有声势，两拨人中都混杂着革命派和守旧分子。早已习惯韬光养晦的曾外公深藏不露，在工作之外，“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冷静、稳健、隐退”(朱德回忆)。

　　这年10月，武昌首义震动全国。云贵总督李经羲万没想到，他一向欣赏、器重的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竟然率领新军起义，仅一夜时间就光复昆明，宣布云南独立。

　　云南迎娶潘蕙英

　　云南独立后，曾外公担任云南都督。临时成立的军政府此时财政支绌，百废待兴，曾外公便把自己的月薪降到与营长同级(从600元降到60元)。每天伙食费只有两毛钱的曾外公根本无暇顾及家人，没有把母亲和妻女接到身边。他的弟弟从湖南来投奔他，他说这里没有你的位置，给弟弟20块钱，让他徒步返乡。

　　曾外公的僚属和朋友们看不过去，觉得应该找个贤内助照顾他。经过牵线和撮合，曾外公迎娶了前清贡生潘廷权之女——19岁的潘蕙英。曾外公一向节俭，他的婚事一切从简，除了亲近的僚友和都督府内的相关工作人员，外界全不知情。从云南到北京，从出京赴滇，再到最后赴日就医，无论安逸还是危险，无论健康还是临亡，四年多的光阴一直都是潘夫人陪在曾外公身边。这四年间，潘夫人育有两子一女。

　　曾外公调任进京后，曾将母亲王氏和刘夫人及两个女儿接到北京。其时，潘夫人所生的女儿淑莲已经两岁，长子端生(即我的外公蔡端，端生为他的乳名)刚刚出世，一家八口人就团聚在棉花胡同66号。不过只住了一年，蔡母就因不习惯迎来送往的城里生活，吵着要回老家。当时刘夫人刚生下第三个女儿，但此女未满周岁就夭折了。曾外公就让刘夫人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和端生回老家侍奉母亲去了。

　　外公端生被过继给刘夫人

　　曾外公的这种安排，想来有多重含义：一来，把端生过继给刘夫人，对刚刚丧女的她是一种安慰；二来，曾外公因无法亲自侍奉母亲而心怀愧疚，两位夫人连年生育，终于有了一个儿子，让长孙陪在祖母膝下，对老人也是一种安慰；三来，这是1915年6月的事，虽然此时鼓吹复辟帝制的筹安会尚未成立，但政界高层已经感到风向。早在1913年进京之前，曾外公就曾说过，如若袁世凯称帝，自己会第一个反对他。眼看袁世凯为帝制蠢蠢欲动，曾外公必有一番深思熟虑，把家眷遣散出京势在必行。尽管曾外公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内子看视儿女不甚经心，以端生付之，甚不放心。”然大势如此，不可不为。

　　刘夫人离京前，一家人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或许这时曾外公已经做好了抛妻别子、为国血战的准备，故而留影作个纪念吧！

　　1915年11月，曾外公出走京津，潜赴云南武装讨袁。临行前把自己的将军服、勋章、军刀等物寄给母亲，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当时袁世凯权势遮天，国内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反对他，曾外公是抱着以身许国之心只身赴义的。新中国成立后，我的外公把曾外公的遗物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烽火家书见证蔡锷夫妻情深

　　经过数月征战，旨在推翻洪宪帝制的护国起义以胜利告终。前线苦战中，曾外公在指挥作战、悉心布政之余，还给潘夫人写下许多信，诉说对妻儿的思念。有时甚至一日连写数封。这些珍贵的烽火家书保存在一只小箱子里，潘夫人一直带在身边。可惜绝大部分在抗日战争的迁徙中遗失了，只留下九封。

　　1916年1月31日，曾外公率护国军攻占四川永宁后得知潘夫人产下一子的喜讯，他在信中写道：蕙英贤妹如见：……吾妹于归后，连年生育，因之气血大亏，宜善加调摄。如有良好之乳母，总以早为雇请为要。儿名可命名为永宁，以志纪念。

　　5月16日：蕙英如见：……与君别久，相忆殊深。月来养疴来永，公务较简，而回溯远道之思，时潮涌于胸臆。假使能仗飞机，驶赴五华，图片时之良晤，予病当不药而瘳矣。月前有自湘来者，谓阖宅无恙，端生甚健适，屈指计之，将周两岁。时日不居，岁月如流，追怀旧事，殊不胜今昔之感。前函谓永宁貌与端生相若，近来如何？有无不同之点？永儿之眼光如何？能如端儿之眼奕奕有神否？端儿初生一二月间，因无良乳，颇觉羸弱，迨得麻奶妈后，始渐壮健。后又稍瘦瘠，然精神则甚旺也。今永儿则如何，较其兄好带否？老三自返滇后，似不甚舒适，近来何如？

　　5月20日：昨接来书，慰我良多，借谂玉体清吉，永儿已能嬉笑，甚盛，甚盛。所雇乳母，务择身体强健无病，性质和厚者为宜；且乳之稀浓，亦须合度乃可……戎马倥偬中苦忆汝母子，望摄一相片寄来为幸。

　　赴日就医长逝福冈医院

　　1915年11月11日，曾外公离京，在天津逗留了一周。当时已有七八个月身孕的潘夫人也跟着到了天津，随侍在侧。18日曾外公登船赴日，开启了一段惊险之旅；潘夫人和女儿淑莲则由曾外公的副官长何鹏翔护送南下，后来在香港与曾外公会合，一同经越南入滇。在云南碧色寨，他们还躲过了袁世凯爪牙的暗杀。

　　1916年8月，已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的曾外公扶病离开成都，赴日就医，潘夫人带着女儿淑莲和仅半岁的幼子永宁陪同前往。11月8日凌晨，曾外公在福冈医院长逝，年仅34岁。潘夫人剪下曾外公一绺头发绾在自己的发髻里，以这种方式，与曾共同经历万里间关和生离死别的夫君为伴，直到终老。

　　听外公讲故事

　　小凤仙晚年的回忆说，她认识蔡将军时还什么都不懂，只是觉得蔡将军是个正派人，教她识字，给她讲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她说蔡将军离开北京后也没有给她写过信。

　　外公说，曾外公带兵跟袁世凯的军队打仗的消息传回老家后，蔡母王太夫人每天天不亮就带着儿媳和孙子孙女藏到深山里去，天黑以后才下山回家。天天如此，躲了几个月。

　　蔡母王太夫人的故事

　　向梁启超询问蔡锷下落

　　曾外公在给潘夫人的信中也曾说起：“堂上以下，闻余此次举动，初当骇怪，继必坦然。盖母亲素明大义而有胆识，必不以予为不肖，从而忧虑之也。”他相信深明大义的母亲一定会支持自己的行动。但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更何况儿子是征战沙场，母亲怎不牵肠挂肚？王太夫人托人询问曾外公的老师梁启超和其他亲友，但梁先生早已离津南下，故而杳无音讯。王太夫人寝食难安。后来终于收到曾外公从前线发回的家信，才稍稍心安。

　　外公当时才一岁半，正值隆冬，天天进山又不敢生火。开春以后就得了麻疹，高烧不退，呼吸困难，而山里又缺医少药，眼看生命垂危。幸而当地有人给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偏方，吃下去果真见了效，算是捡回一条命。

　　曾外公虽未战死疆场，但也没能再见上母亲一面。1915年蔡母离京返乡，就成了母子二人的永诀。护国胜利后，不仅曾外公被誉为“再造共和第一人”，蔡母王太夫人也被奉为英雄母亲，居住在长沙新建的蔡公馆里，受到极高的礼遇。外公说，湖南历届地方官员对蔡母都有礼节性拜访，但老夫人一概拒绝。人家非要来，她就躲到别人家去。

　　蔡母教育孙子孙女要保持勤俭的家风，写过大字的纸上，还要在字里行间写上小字。一般人家里，晚上壶里的剩茶第二天就倒掉了，但在蔡家，剩茶一定要喝掉，不能浪费。1935年蔡母去世后，湖南省政府还成立了治丧委员会，讣告中外。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李宗仁、何应钦等均致辞悼念。

　　“军事禁区”蔡公馆的故事

　　蔡锷说护国之战不是殊荣而是内耗

　　外公告诉我，长沙的蔡公馆可谓“军事禁区”。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整座长沙城都不得安宁，今天这个师长打进来，明天那个师长又打进来。但不管哪一派的军阀控制长沙，都会派士兵保护蔡公馆，防止盗匪兵痞趁乱打劫。

　　我从小在外公身边长大，对于曾外公的事迹，外公即使对家人也很少提及。我记得外公讲得最多的是两件事：一个是曾外公准备出京反袁前夕，朋友劝他说，你现在身体有病，等治好了病再去打仗吧。曾外公说，不行啊，等我把病治好了，老袁的帝位也坐稳了。另一件事是护国胜利以后，有人向曾外公道贺，称赞他立下了盖世奇功。曾外公摆摆手说这不算回事，打败外敌才算有功。

　　曾外公一直强调，国人要团结自强，抵御外侮，使国家和民族重获独立自由，方有振兴之望。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督率军队为保卫国家而战，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使中国重拾大国尊严。可惜袁世凯倒行逆施，偏要改变国体复辟帝制，曾外公不得不起兵保卫新生的民国，而对手不是外国却是同胞。所以，对曾外公来说，护国之战不是殊荣，而是内耗。使无数本该为抵抗外敌而战的官兵死于内耗，这是令曾外公尤为痛心的。而他自己也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外公没有要求我去研读曾外公的历史，我到了十八九岁才接触这方面的史料，也开始有意识地请教外公。世间对蔡将军的议论，最多集中在他和小凤仙的关系以及他是如何逃脱袁世凯的监控出走京津的。

　　所谓“锷凤恋”的故事

　　夫人证实蔡锷与小凤仙关系很平淡

　　关于所谓的“锷凤恋”，外公笑言，那都是文艺家的创作。外公说，潘夫人有言，其实将军与小凤仙关系很平淡，他去云吉班完全是逢场作戏。当时曾外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与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周旋，如何不泄露机密，使出京反袁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他既要与西南方面保持联络，互通消息，又要在北京走访要员，了解他们对帝制的真实想法，以便对局势作出清晰的判断。表面一切平静，实则危机四伏，一着不慎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如此紧要关头，哪有心思和一个十五六岁的风尘女子谈情说爱？何况曾外公身为军人，律己甚严，从不贪恋钱财美色。

　　小凤仙晚年的回忆说，她认识蔡将军时还什么都不懂，连革命党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只是觉得蔡将军是个正派人，教她识字，给她讲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她说蔡将军离开北京后也没有给她写过信。

　　如何出京的故事

　　袁世凯批准蔡锷请假三个月

　　至于曾外公是如何出京的，外公说他见过不下十种说法，其中不乏惊险离奇者。坊间流传最广的，当属小凤仙掩护出京说，此说又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外公说，其实曾外公往返于京津间是很平常的事，早在1914年外公出生时，曾外公就在天津养过病。他要去天津的日本医院看病，袁世凯是知道的，也没有理由阻拦。

　　要说这里面有什么惊险，那就是1915年10月14日，也就是在曾外公最后一次离京前一个月，袁世凯派密探突击搜查蔡府。因为此前得到云南密报，说北京的全国经界局内有人密电云南，要求他们反对帝制。蔡锷时任全国经界局督办，自然嫌疑最大。但密探搜查一无所获，没有找到密码本。袁世凯只好连称误会，说是探子们认错了门。

　　经此较量，袁蔡二人已是心照不宣。然而明知袁世凯加紧了盯防，曾外公还是不慌不忙，仍然按部就班地推进着秘密计划。他以得肺病为借口请假去天津就医，而且事实上他确实得了肺病，不由老袁不信。就这样去天津几天再回来，回来几天请假再去，去了又回。如此反复，让袁世凯渐渐习惯了这种状态，从而放松了警惕。

　　11月11日，曾外公又去了天津，住了一个星期，这期间密探依旧把他的行踪报告给袁世凯，似乎一切如常。但这一次，曾外公没有再回北京，18日悄无声息地上船去了日本。直到这时，他仍托秘书向袁世凯请假，说医生建议我去日本休养三个月，等我把病养好了再回来报效大总统。而袁世凯也批了三个月的假。

　　曾外公的走脱，看似轻松，实则因为他足够沉着，掩饰得足够好，戏做得足够充分。及至去了日本，袁世凯仍被蒙在鼓里。而影视作品总需要有高潮，所以少不了你追我跑的惊险场面。这固然紧张刺激，却不符合现实逻辑。如果真是在缇骑追击下、在枪林弹雨中逃出京畿，从北京到云南远隔万里，这么长的路若没有孙悟空护驾，怎能到得了？即便侥幸逃到云南，反袁起义的计划也早就败露了。

　　我心中的蔡锷将军

　　一生矢志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

　　我觉得曾外公最值得后辈学习的，是他的独立精神——认准了目标就全力以赴去完成，不管面对多少困难、质疑、讥谤，也不管面对多大的诱惑，始终坚定地前行。

　　我生而残疾，没进过学校，外公对我的培养和影响注入点滴之间。记得外公经常问我们：“你们说说，蔡将军的精神是什么？”他不要求我们一定要回答，但希望以此提醒我们去思考。

　　我最初的理解是：曾外公爱国、无私、清正、廉洁、俭朴、勤奋、有责任感、勇于担当。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曾外公史料不断深入的解读，我的想法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我觉得曾外公最值得后辈学习的，是他的独立精神——认准了目标就全力以赴去完成，不管面对多少困难、质疑、讥谤，也不管面对多大的诱惑，始终坚定地前行。眼看袁世凯称帝，附袁可保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反袁则很有可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但曾外公拒绝做既得利益者，发誓要豁出命去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作为平凡者的我们，虽然做不了救国拯民的大英雄，但不趋炎附势，保持一份高洁和纯粹，还是能够做到的。可惜1997年外公去世了，我无法把这些感悟说给他听。

　　2013年年初，中华书局出版了拙著《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扉页上印有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外公。”我知道，外公一定能看到。

　　本版文并图/袁泉

　　本文作者系蔡锷长子蔡端的外孙，出生时因医疗事故导致终生残疾，没有进过学校，一切全凭自学，现以写作为生。今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著作《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

　　文中大量信息为作者首次公开，由本报独家披露。

　　蔡锷全家福，1915年摄于北京。蔡锷(中)怀抱长子端生，刘夫人(右)怀抱四小女，潘夫人(左)怀抱三女淑莲，前排左为长女铸莲，右为次女福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