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17世纪著名学者基歇尔：汉字西传第一人

《中国图说》中的中国地图

　　考察西方早期汉学史，基歇尔和他的《中国图说》是必须研究的，这是西方早期汉学发展史的链条上一个重要的环节。基歇尔是第一个较系统在欧洲介绍中国书写文字的，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汉字西传第一人。

　　基歇尔首次发表了当时欧洲最长的中文文献

　　阿塔纳修斯·基歇尔(1602—1680)，欧洲17世纪著名的学者、耶稣会士。他兴趣广泛，知识广博，仅用拉丁文出版的著作就有40多部。但他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图说》恐怕是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中国图说》的全中文名为《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其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汇编》。

　　《中国图说》出版后，在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应，其神奇的内容、美丽的插图、百科全书式的介绍，给欧洲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的大门，一条通向中国精神世界的道路，它的内容后来被许多书籍广泛采用。这本书不仅为当时的欧洲学者所看重，如莱布尼茨案头就有这本书，并对他的东方观产生了影响，同时它还为一般读者所喜爱，因为书中的插图很美，以至于许多藏有《中国图说》的欧洲图书馆中，这本书的插图不少被读者撕去。这一点法国学者艾田浦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之中国—附多种神圣与世俗古迹的插图》的法文版是在1670年，尽管编纂者是一个从未去过亚洲的神父，但此书的影响，比金尼阁的《游记》影响还要大。”《中国图说》1986年英文版译者查尔斯·范图尔说：“该书出版后的二百多年内，在形成西方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认识上，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著作”。

　　卜弥格在罗马学习时是基歇尔的学生，先后返回欧洲的卫匡国、白乃心也都是基歇尔的学生，在《中国图说》中关于中国的文献和材料基本上是卜弥格、卫匡国、白乃心三人提供的。

　　在《中国图说》中基歇尔公布了卜弥格的一封关于大秦景教碑的信，这封信对研究大秦景教碑的出土地点、时间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就大秦景教碑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卜弥格的说法尚有争议，但他对大秦景教碑的介绍方面贡献很大。这是第一次在西方公布大秦景教碑的全部中文内容和第一次将碑文全部用拉丁字母注音。

　　在卜弥格到达罗马之前，虽然卫匡国已经将碑文的拓本带到了罗马，但在出版物中从未公布过碑文的中文全文。卜弥格到罗马后，将手写的大秦景教碑的碑文给了基歇尔，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全文发表。

　　这是欧洲第一次发表如此长的中文文献。所以，法国汉学家雷慕莎说，基歇尔所公布的卜弥格的这个碑文全文“迄今为兹，是为欧洲刊行的最长汉文文字，非深通汉文者不足以辨之。”这些中文文字使当时欧洲对中文的了解和认识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基歇尔的学生卜弥格第一次对大秦景教碑碑文逐字注音

　　对大秦景教碑碑文的注音和释义是《中国图说》中另一个让当时欧洲人关注的方面，这个工作完全是卜弥格和他的助手陈安德做的，基歇尔在书中也说得很清楚，他说：“最后到来的是卜弥格神父，他把这个纪念碑最准确的说明带给我，他纠正了我中文手稿中的所有的错误。在我面前，他对碑文又做了新的、详细而且精确的直译，这得益于他的同伴中国人陈安德的帮助，陈安德精通语言。他也在下面的‘读者前言’中对整个事情留下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恰当地叙述了事件经过和发生的值得注意的每个细节。获得了卜弥格的允许，我认为在这里应把它包括进去，作为永久性的、内容丰富的证明。”

　　卜弥格将碑文的中文全文从左到右一共分为29行，每一行从上到下按字的顺序标出序号，每行有45-60个不等的汉字。碑文共有1561个汉字。这样碑文中的中文就全部都有了具体的位置(行数)和具体的编号(在每行中的从上至下的编号)。在完成这些分行和编号以后，卜弥格用三种方法对景教碑碑文做了研究。

　　卜弥格对碑文的语言学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对碑文的逐字注音；其二是对碑文的逐字释义；其三是对碑文在逐字释义的基础上的内容解释。在书中对碑文的逐字注音和逐字释义是将碑文的中文和拉丁文的注音、释义分开来做的，它们之间完全靠编号一一对应。

　　根据目前我的知识，这很可能是在欧洲公开发表的第一部关于中文的字典，尽管该字典的排列将中文和拉丁文分开了。这既是卜弥格对欧洲汉学的贡献，也是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对欧洲汉学的贡献。

　　卜弥格对大秦景教碑的释义部分，从汉学的角度看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一，卜弥格为使西方人理解大秦景教碑碑文的内容，在对碑文释义时加入了一些解释，向西方的一般民众介绍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例如，“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这是东罗马帝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636年)，至长安。帝使宰臣房玄龄(这是宰臣的名字)，惚仗(这个仗是红的，表示接受了皇帝的派遣)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这是皇帝的年号)十二年(639年)秋七月。”其二，他在碑文的解释中所注的纪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中国的历史纪年，卜弥格第一次介绍了中国的纪年。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中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并对欧洲文化和思想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卜弥格对大秦景教碑的解释进一步促进了欧洲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他对汉字的逐字的注音，对欧洲汉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在欧洲是第一次。但不足之处是卜弥格所做的第二部分：逐字的释义。因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用一两个拉丁词来解释一个中文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大秦景教碑的中文本身并不是一部字典，中文每个字的字义是作为一句话中的字而显示出其字义的，单独地抽出一个字，用拉丁文加以释义是很难的。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第三部分对整个碑文的意译，现在看来理解上问题不少，但从解释学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

　　基歇尔是在欧洲介绍中国书写文字的第一人

　　基歇尔的中国语言观仍是17世纪的基督教语言观，在这方面他并未有任何创造，他在谈到中国的文字时说：“我曾说过，在洪水泛滥约三百年后，当时诺亚的后代统治着陆地，把他们的帝国扩展到整个版图。中国文字的第一个发明者是皇帝伏羲，我毫不怀疑伏羲是从诺亚的后代那里学到的。在我的《埃迪帕斯》第一卷中，我讲到殷商人是怎样从埃及到波斯，以及后来怎样在巴克特利亚开发殖民地的。我们知道他和佐罗阿斯特、巴克特利亚人的国王经历相同。巴克特利亚是波斯人最远的王国，同莫卧儿或印度帝国接壤，它的位置使得它有机会进行殖民，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被殖民者占领的地方。与此同时，汉字的基础由殷商人的祖先奠定了。虽然他们学得不完全，但他们把它们带到了中国。古老的中国文字是最有力的证明，因为它们完全模仿象形文字。第一，中国人根据世界上的事物造字。史书是这样说的，字的形体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看法，同埃及人一样，他们由兽类、鸟类、爬行类、鱼类、草类、树木、绳、线、方位等图画构成文字，而后演变成更简洁的文字系统，并一直用到现在。汉字的数量到如今是如此之多，以至每个有学问的人至少要认识八万个字。事实上，一个人知道的字越多，他就被认为更有学问。其实认识一万个字就足以应付日常谈话了。而且，汉字不像其他国家的语言那样按字母排列，它们也不是用字母和音节来拼写的。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或发音，每一个字都有它自己的音和义。因而，人们想表达多少概念，就有多少字。如有人想把《卡莱皮纽姆》译成他们的语言，书中有多少字，翻译时就要使用同样多的中国字。中国字没有词性变化和动词变化，这些都隐含在它们的字中了。因此，如果一个人想具有中等知识的话，他必须要有很强的记忆力。中国博学的人的确花费了很多时间，勤学苦学而成的，因而他们被选拔到帝国政府机关的最高层中。”这里他的语言观是很清楚的。他的这种语言观完全是从基督教的语言观出发的，文化相遇时的误读是无法避免的。

　　尽管在他之前也有人零星介绍过汉字，但像基歇尔这样介绍如此多的汉字，这在欧洲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他可称为汉字西传第一人。在《中国图说》中，他介绍了中国十六种古代的文字，分别是：“伏羲氏龙书”、“穗书神农作”、“凤书少昊作”、“蝌蚪颛顼作”、“庆云黄帝帝篆”、“苍颉鸟迹字”、“尧因龟出作”、“史为鸟雀篆”、“蔡邕飞帛字”、“作氏笏记文”、“子韦星宿篆”、“符篆秦文之”、“游造至剪刀”、“安乐知思幽明心为”、“暖江锦鳞聚”、“金错两制也”。

　　基歇尔所介绍的这些中国古代文字从哪里来？已故的丹麦汉学家龙伯克认为来自中国的一部古书《万宝全书》，这是传教士当时带回欧洲的一本关于中国古文字的书。

　　基歇尔对中国文字的这些介绍，在今天看起来十分浅薄，但在当时的欧洲确是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知识。实际上正是基歇尔在《中国图说》所介绍的这些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知识，特别是他和卜弥格所介绍的大秦景教碑碑文的中文，对以后的欧洲本土汉学的产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无论是在门采尔那里，还是在以后的法国汉学家雷慕莎那里，《中国图说》所介绍的中国语言和文字材料都成为他们走向汉学研究之路的基础。

　　基歇尔的书是欧洲早期全球化时代最有趣味的书，是中国语言和文字在欧洲最大的集体亮相，它反映了欧洲人走出地中海以后，在广阔的世界里所得到的知识和观念，而《中国图说》是当时扩展欧洲人东方观念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成为欧洲人最初认识中国的一个图像。

　　(作者张西平 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